这是我1998年2月16日在美国马里兰任所写的一篇短文，那时网络还不发达，只能发在华盛顿特区《美中商务报》上。那是一家社区报，在当地还有些影响。今日借“参与”重新披露，目的是表明14年来我是观点没有变化。仍然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毛泽东“均贫富”的暴政思想；主张渐近似的宪政民主，反对推倒庙宇重建的打算。所以我是右派中的左派，左派中的右派，又是执政当局视为不稳定的对象。有什么办法？各人有各人的观点。
这次是我第五次来美国，只有这次住的时间最长，所以一有时间就浏览报纸，凡是能看到的中文报纸，我都不放过。最近，特别多的新闻是“魏京生的来美”定居，“王炳章的闯关惊险”。我不认识魏、王两位先生，应该说我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需曾相识”的朋友。
如果说“讲人权”或“呼吁人权”，大概我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可为什么来美后我不谈论这些事呢？是否胆小怕事或畏惧再坐监砍头？不是！直到年过六旬今天的我，仍有“慷慨过燕市，风流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蒙情壮志。问题是一个人的言论与行事，总要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因为自己某些不幸或私欲，就去不负责任的瞎放一通，不要“民格”和“族格”。
我私下向朋友谈，纵然我再被关押23年，也主张“请美国政府敞开国门，让更多的中国人来美国学习、生活、工作、深造，把更多的先进科学技术卖到中国去，给中国更多更多的低息贷款。”决不会说“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不让在华的学生来美留学”。这不是美国的明智之举，更不是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一代的主张。因为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裕的国土，不能衍生于贫瘠的沙丘，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常理。
二十多年前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剧和灾难？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不发达，科技落后，人民生活在极端贫穷的泥潭里，专治独裁才能肆无忌惮地横行。如果我们的国家像美国一样的富有、安定，又何尝有历史上的那么多专横与残暴呢？
我不知魏先生、王先生和海外民主诸君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积我23年坐牢之“经验”，纵观中国廿年改革开放之风云，我认为国富民强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而不是无休止的争斗，成天侈谈什么“民主与自由”，“人权和民权”。
自由也好，人权也好，吃饭穿衣总是最要紧的事，当今中国并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发展经济，发展科学。经济和科学发展了，国才能强，民才能富。因此，我主张有本事和有能耐的中国人都应该“下海”经商去，办实业去，搞科技去，不要去搞什么“逐鹿中原”的争斗。中国的事从来就坏在这些“政治家”的手里。一个人要想自由，首先在经济上不要依附它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便没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
本人就是1985年辞去公职，最早“下海”的官方记者，尽管十余年来备受折磨，尝尽艰辛，由于有当前这个比过去开明、稳定的政治环境，我终于发展起来。今天，我所领导的公司有近千万的资产，两百名职员，他们收入高于一些国营企业。我个人也有车有房，还把女儿送来美国读书。最近又为大陆企业在美国国际互联网上开设了“中华国际电子商场”。我将通过这个国际互联网，把大陆质优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介绍给美国人民。也许魏先生、王先生并不同意我的作法，似乎这样会消磨人生的斗志，推迟中国的民主进程。相反我认为，这样闹下去于事无补，既不能富国家强民族，也不能给老百姓荷包增添几个子儿，却给外国人更多的笑柄：“你看他妈的中国人，全是一群窝里斗。”
我一生最恨政治，更恨政客，历史上有多少所谓的先驱先觉的民主志士在为民请命？记得1961年我在被关押中曾写过一首嘲笑那些曾信誓旦旦，要“解民于倒悬”的“伟人”的打油诗：
“岁月烟波大江东，多少豪杰济世穷，
一闪春花千层浪，人民几曾幸福中？”
我几十年生活在中国，现在的职业又是广告、公关、策划人，上上下下的人都接触，大大小小的头儿都交朋友，桌上的、桌下的，人前的，人后的，阴的，阳的，几乎都是众口一词：中国不能再乱，中国也不会乱。只要这样稳定的发展下去，国家会富强起来的。国家要富强，必须形成一个又有知识又有文化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形成，自由民主也好，人权民权也罢，都将会解决。现在的中国人已不是阿斗，既能分辨是非，也不会再被人捉弄。他们知道怎样去营造自己的幸福。我建议我们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应该怎样去营造自己的幸福。都应该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至于民主自由那是一步步地发展，一步一步地渐进，绝非一朝一日的事情。
1998年2月16日于美国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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