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中国大陆还会再有余杰吗？

   
    
   
    2006年9月在香港出席独立中文笔会会议，几个四川人在一起。前排自左到右铁流、蔡咏梅、齐家贞、曾铮，后排左余杰，右陈奎德
    
    （参与2012年1月16日讯）也许又是一个“巧合”，加上这个“巧合”，近年在我身上连续发生了三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前年十月八日，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项的第三天，我和辛子陵先生推出了500余人要“新闻言论自由”的大签名，当局误认为我们与“境外反动势力”，一唱一和，兴风作浪，被圈禁限言月余；第二个“巧合”是去年二月二十日“茉莉花事件”，我们在二月二十二日准备向全国人大呈交各界1500余人建言“新闻立法”的上书，又被当局视为与“茉莉花事情”相呼应，因而突遭绑架关押，后明智妥协放归，千五百人建言书至今深锁楼阁。
   
    众所周知，自2007年“反右斗争”50周年始，因我是深受其害的人，故积极推动缠着向胡锦涛主席讨个说法，可胡主席不大量，我成了全国老右派中重点监控对像，行动受限，还不准出境，但还相对自由，人格未受到侮辱，人身未受到威胁，究其原因我想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严守一个“度”，即一切言行不直接冲撞现政权，不反对它的存在，在宪法框架内严格地指责它、批评它不对的作法，甚而血淋淋地去无情挞伐它。总的认知度是这个庙子不能推倒，只能修䃼和改造。中国不能再经暴力革命了，如再“革命”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落地，城毁家亡，其结果只能再次出现为个穷奢极欲的天王洪秀全，杀人如麻的地王毛泽东。中国只能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发展，希望共产党内能有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人物！谁敢断言没有？中国会有的，只是时间早晚而以。
   
    我认为当前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推动宪法框架内的宪政民主，如何让中共决策层和广大官员遵宪守法，如何促使媒体有言论的自由空间，无论官与民，富与贫，权与贵，都要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不遵守这个“原则”。不遵守这个“原则”的的主要是中共的决策者和地方官员。他们为自身利益，肆无忌惮地反对宪法和破坏法律，想干啥就干啥，任所欲为，全不把法律放在眼上。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遣责它、批评它、纠正它。官媒不刊用网络，国内不刊走国外，甚而用手机和口头传播，甚而自已刊印兔费赠阅。何必定要去“抛头颅，洒热血”推倒庙宇重建呢？
   
    所以，我坚决反对毛泽东式的“暴力革命”与“造反有理”，主张把他的狗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拿下来，把他的腐尸从广场清理，主张中共还原历史，与毛泽东切割。再用不着去“造反”与“革命”。我还是老话一句：只要毛泽东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国永远无民主自由！因为今天的共产党虽然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但在政治体制上仍是毛泽东一党独裁的体制。特别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十分明显地他再次要把中共回归到毛泽东时代。他“开放”不如胡耀邦，“改革”不如邓小平，“宽容”不如江泽民，独裁霸横却独领风骚。他做得最有成绩的是重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他用“维稳”，毁坏国家开明形像；用打击“异议人士”，禁绝言论自由：他篡改小平同志“韬光隐晦，不称霸”的外事原则，重启敌视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视他们为“凶恶的敌人”，仍要做国际社会的“丐帮头目”。所以我建言国外有识之士，不要去反这反那，要反要批的就是毛泽东和胡锦涛。如果没有胡锦涛的授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敢于判处刘晓波11年重刑？如果没有胡锦涛的允许，维稳机关敢于公开对全国数以万计的右派老人进行监控打压吗？据闻，对辛子陵同志的圈禁，就是胡锦涛的主张，是直接通过纪委实施的。余杰先生的出走，我认为又是胡锦涛先生所为。为什么有此看法？
   
    我和余杰是乡人，他出生地蒲江县，是我做党报记者时重点采访报导的乡县，曾用手中这支笔打造了成都市最早的旅游景点“朝阳湖”。我们两人大约相距30多个春秋，他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也是知识人幸福的一代。用《环球时报》给艾未未的赐语，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要不他的文集《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能在国内公开印刷发行？令中国文坛震撼。他又怎能成为中国作家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呢？比起五十年前右派一代的我们，怎不感到羡慕！？是的，现今中国还是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政府还是个不遵宪、不守法的政府，故言论与自由都是有限的。它准许人写文章、也准许人发表不同意见，但前题是不能越过内定的“红线”，谁逾越了这个内定“红线”，必遭肃整，所以余杰遭到了空前的、残酷的肃整。我为国家失去一个俊秀惋惜，也为余杰出走惋惜，十年二十年之后，大陆中国谁还知道他？
   
    去年8月，京城朋友一次小型聚会，有人告诉我余杰被被十多个国安脱光衣服毒打了一顿，直打得昏死过去，听说还用电棍插入肛门。我听后十分震怒，但不敢相信是事实。记得2005年，我脱下“红舞鞋”告别商海，重新回归书斋，与方方面面文人开始接触，余杰的名字就是这样跳进眼帘的。当时我读罢他的一些文章感到惊讶，为他的言行有所忧虑，唯恐当局抓他、揪他、收拾他。北大物理教授也是成都老乡的姚仁杰，告诉我说：余杰不会抓，听说有胡锦涛书记特批，安全得很。所以一个时候我特别恭维胡锦涛，处处宣物他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新政”。出于无虑，我与余杰’先生有了接触，多次吃饭聊天，多次集会相见，还请他和刘晓波先生在京城俱乐部五十层吃了次西餐。尔后一起去香港出席自由中文笔会。在这笔会上，他代未能出席笔会的主席刘晓波先生主持笔会。他主持得十分好，言行未有不当之处。当时我还想通过关系，把下届笔会邀到中国去开，为胡温“新政”添点彩头。
   
    回国后我们多次接触，友谊日深，一年后再次赴美相聚，出席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会”。此后，我的情况急转急下，成了全国重点“维稳”对象，通讯设备全被监控，小区门前有人全天候守卫，出入境受限，隔三岔五还有公安与维稳领导上门光顾，似乎我的处境较他为差。为不累及朋友，我主动疏距。现知道此恶息，实不敢相信。、唯恐事实有出入，归后拨通他的电话，他说他在老家蒲江。
   
    不久，我同太太回故里成都省亲，一天与报社总编去古镇西来品茗避暑。西来古镇隶属蒲江，相距十余华里。我去电话约他西来一聚。接电话的是他弟弟，说他午睡。接待我们的是西来古镇一位年轻的女性负责人，也是余杰的粉丝，十分想见余杰。她催促我再拨电话，余杰弟弟只好告知：北京在开“十七大五中全会”，当局规定不准出门。五天后他来了成都，一夜相见西边一家海鲜餐厅，问被打一事，与朋友所言一致。谈到此事时，他仍十分胆怯恐惧，似乎声音在发颤。我是过来人，是从李老君八卦炉炼出来的，早习以为常，见多识广，故不感恐惧。他毕竟是年轻人，不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毒狠血腥，自难经受得住。但他未谈及出走，我想此时他己定：“惹不起，躲得起”。他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走了，是国家的损失呢还是余杰的损失？中国大陆还会再有余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