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4, 2012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重为本”/陈智淙

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是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

   
     陈智淙 (博讯 boxun.com)
   
     八年前当胡锦涛接掌中国共产党党政大权之际,2003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 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此“以人为本”的口号风靡大江南北。在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写入了党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据讲,胡锦涛明年就要卸任了,故现在也到了对此一口号作出总评的阶段了。
   
     这里我们可以先用 “无的放矢” “哗众取宠” “来路不明”这三个成语来作一概括之。
   
     什么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呢?那就是主要指对社会发展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比如说在选举制度上从全国实行自己选自己的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转变为实行普选制,全国人民直接选举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比如说在宪政上从目前的实行自己审查自己的由全国人大会议主持违宪审查制度到如同俄罗斯那样专设全国宪法法院来独立的主持违宪审查制度,又比如说在防腐上实行公开的中央省市领导人每年一度财产申报制度,又比如说作为一个党的一个部门,中共中宣部对全国新闻界发布命令是不是违宪,又比如说作为一个党的一个部门,中共政法委是根据宪法的什么条款有权向全国各级公检法发号施令呢?要不是政法委违宪,要不是中共的宪法本身就有问题,等等。而胡锦涛自从喊叫起“以人为本”以来,八、九年时间过去了,在这些对社会发展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上,没有丝毫变动。
   
     其次就是指对民生社会发展有根本意义的工资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金制度、实行多年的城镇和农村户口双轨制何时中止、等等,从制度设计角度上看,或没有丝毫变动,或变动甚微。
   
     最后才是出了地震有遇难者时降旗致哀,减免农业税,等等。从这里看出胡锦涛喊叫起“以人为本”是 “无的放矢” “哗众取宠”。
   
   
     现在我们讲讲,为什么讲“以人为本”是“来路不明”。讲起“以人为本”的来源于,一说是战国时代的管仲,一说是孟子,一说是李世民,一说是希腊人普罗秦戈拉,一说是马克思,等等,一大群文人还在那论证各种提法之区别,论证只有马克思才是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的源头,并特别说明,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中,在伪满洲国的对外宣言和独立宣言
   
    中就出现了“民本主义政治”的字样。这里讲的“民本主义政治”按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绝大多数词典的注释就是目前中国最为流行的“以人为本”。
   
     中央广播台编制的节目《车轮碾过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说白;“为了尽快摆脱令人尴尬的国际压力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任命了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嘱托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他的任务是负责起草伪政权的各种法律和制度,在这些印有满铁调查课字样的稿纸上,松木侠精心地勾画着一个伪政权的蓝图,虽然他的笔迹潦草,甚至还有多处的修改,但是一个傀儡政权的模型,还是在松木侠的手里象摆积木一样的被搭建起来,文件一个一个的起草完成,这其中就包括了满洲国的对外宣言和独立宣言,剩下的事情就需要召开一个会议,把这些写在纸上的文字变成一份伪政权的法律。1932年2月16日,日本人拼凑成立的行政委员会在沈阳大和饭店召开了满蒙新国家建国会议,讨论伪满洲国的国体和元首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主张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由溥仪担任皇帝,另一些人主张实行共和制,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总统,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还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陲定音,确定伪满洲国的政体为执政政治。其实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建国会议之前,日本方面就曾多次召集幕僚会议,确定“新国家”实行“民本主义政治”,国家首脑为执政等重要事项。行政委员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障人耳目的表演。”
   
     从这里说明了“来路不明”吧!
   
     下面重点讲一讲, 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是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
   
    在这里我们无意将松木侠作为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的源头。而在于想在下面通过日本政治宪政发展史来说明“以人为本”阶段在日本当代政治宪政发展史所处的位置,胡锦涛版的“以人为本”相当于日本当代政治宪政发展史中的什么时候的状态,它的后续阶段是什么阶段,它的再后续阶段又是什么呢。在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可 循 呢?
   
    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1918—1932)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 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 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进步的明治宪法体制。
   
     第一阶段“以君为本” 阶段。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正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 法》(即明治宪法)。它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天皇拥有绝对权力。也就是说,实 行“以君为本”的政治理念。
   
     第二阶段“以人为本”但无普遍选举权阶段。(1918—1925)即“大正民主”的初级阶段。
   
     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说”。
    
     “天皇机关说”是日本著名宪法家美浓部达吉在其《日本国法学》中提出的,他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应归属“主权在民”的民众,天皇只是作为国家这一团体 的最高机构,继而他把国家机构分为直接机关和间接机关两大类。直接机关相当于立法、行政机构。其中议会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因此无需服从天皇的命令。
     “民本主义说”是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提出的。这里应补上一句,吉野作造是共产党先驱人李大钊所敬重的老师。1916年和1918年,《中央公论》相继刊载日本近代著名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撰写的《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善始善终之途径》和《再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善始善终之途径》两篇政论文章,提倡民本主义,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和实行普选制。
   
     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指导,才有可能在1918年9月,出现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 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 到了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1925年“普通选举法”公布,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 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
   
     第三阶段 “以人为本”并实行普遍选举阶段。(1925—1932)即“大正民主”的正式阶段。直到1932年5月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倒台 为止。
   
     大正民主运动有着两个侧面: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亦即要求国内政治作民主改革,但对外却认同帝国主义政策。大正民主运动的对外认同帝国主义 倾向正是20年代日本二战前两大政党制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第四阶段 法西斯阶段。上世纪三十年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圣战”。
   
     第五阶段 “以人的尊严为本”的阶段。(1946—至今)
   
     贵族院在1946年10月6日通过议案;在随后一日,下议院通过议案。10月29日,枢密院院会,天皇亲自出席,会中一致通过“修正帝国宪法改正案”。同日,得到昭和天皇的同意,成为法律。11月3日,在贵族院议场举办“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典礼”(日本国宪法公布记念式典)公布新宪法,在皇居外苑举办“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祝贺都民大会”(日本国宪法公布记念祝贺都民大会)。昭和天皇签署《日本国宪法》。根据规定,新宪法将在六个月后(即1947年5月3日)生效。
   
     日本国宪法中时常被列举的三大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 弃战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以及以“个人的尊严”作为是日本国宪法的最重要的价值为基调运行。在三大原则当中,尊重基本人权是最根本的原则.正因为每个人各自得到 作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因此各人的考虑在政治上不得不得到反映,故需要到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于是,在个人被尊重的前提下,不得不建立和平的国家及 社会,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的原则也被采用了。
   
    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日俄战争前后被译成日文。
   
     社会主义思潮在战后得到发展,几乎所有的在野党都在本党纲领中提到各种“社会主义”目标。6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原因,“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大幅下降,社会主义政党面临严峻考验。日本社会党在向坂逸郎领导的社会主义协会影响下,曾强调该党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并在社会党国际成员中以激进党著称。但是,该党经过70年代党内斗争,80年代最终与“劳农派”马克思主义决裂,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日本共产党也在70年代对本党纲领作了两次重大修改,从党纲中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
   
    从上面介绍的日本当代政治宪政发展史,不难看出,目前二十一世纪头个十年的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治宪政还处于日本的第二阶段,(1918—1925) 即“大正民主”的初级阶段。“以人为本”但无普遍选举权的阶段。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须指出,在什么时候在中国实行普遍选举权?那还是遥遥无期的事呢!根不必讲,在什么时候在中国实行普遍直接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呢?!
   
   
     为什么讲,政治宪政和普遍选举是紧密相关的呢?
   
     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它的宪法宣称,它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从政治宪政角度讲,“主权在民”。而人民又不是一、二个人,几个人;而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那人民是怎样来行使权力呢?那就是通过普遍选举来实现。由于选举的内容、选举的方式、...等等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的直接形式,是全民公决和自由直接选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21世纪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今胡锦涛喊叫起“以人为本”;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讲的实貭上都是一个样,就是“主权在民”,而对“人民怎样来行使权力呢”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也就是说,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在原地蹈步,只不过是发出更响的蹈步声吧了。
   
     而要说响声呢,胡锦涛喊叫的“以人为本”哪能趕得上那朝鲜金日成于五十年代喊的的“以民为天”。目前二十一世纪头个十年的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治宪政还不如五十年代的金日成时代。
   
     为了与古巴相比吧,下面让我们引述网上的一文
   
     “在 社会主义古巴,过去古巴市(县)级人代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而省级和全国的人大代表由市(县)级人代会代表选举产生,这点和中国现在类似,而1992年颁布的《选举法》后,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由选民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而且人大代表不是由党组织推荐提名,而是由群众组织提名。” 这就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选举,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看到在2003年,全国只有1100多万人的古巴,除去没有选举权的未成年人,有“800多万名选民参加了19日的选举”而我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占我国人口不到万分之一的几万名省级人大代表选出。在这一悬殊的比例下,又怎能保证当选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政治集团的险恶用心呢?
   
     我国革命胜利后,57年了法律也未规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实行全民直选,这是社会主义史上前所未有的。由于我国市、省、国家的人大代表不实行直选,使这几级人大代表构成很不合理。尤其表现在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官员代表太多,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农民的代表太少。“2005年全国‘两会,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百分之七十的构成现状,有人就曾大声疾呼‘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官 员占到百分之七十,加上社会精英、企业家,这些人群的代表比重与他们在我国社会各阶层所占比重恰恰相反。也就是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大代表代表了百分之十 几的人群,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民众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代表。这种状况,是难以保证工人农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也难以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的切身利益。这样的代表构成也间接导致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庞大弱势群体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浅谈古巴、中国的民主选举制度 发布日期:2009/1/5 19:44:00 )
     讲到这里,我们己从与日本、朝鲜、古巴相比较来看,目前二十一世纪头个十年的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治宪政还处于日本的第二阶段,(1918—1925) 即“大正民主”的初级阶段。目前2011年的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治宪政还不如五十年代的金日成时代。2011年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治宪政还不如古巴1992年颁布的《选举法》前的政治宪政。这哪里是与时俱进,分明是与时俱退罢了。

福建省福州市青口镇失地农民近况 闽侯县政府采取措施报复原中国改革记者

     来源:参与 作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 赵岩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2年1月4日讯)2012年12月下旬,参与刊发了我撰写的、已经被我关注整整十年的福建省福州市青口镇四个村的农民失地的案子,标题是《习近平特批给福州市青口镇的3亿土地补偿款被谁贪占了》。文章中我回顾了调查青口镇农民在东南汽车城的开发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青口镇农民每亩地补偿仅得800元人民币,福州市政府和闽侯县政府就从农民手中骗的了万亩土地。
   
    宏一村、宏二村、红三村、红四村的农民们十分的不满政府的欺骗行为,于上个世纪初开始状告市政府、县政府、镇政府,很多农民被抓、被杀。出生于该镇的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肖翔金和出生在福州的记者王守林,从2002年下半年,坚持带领农民到北京告状。
   
    在我的多次调查和在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多次公开或内参双管报道下,即将离任福建省的习近平省长了解情况后批示有力奇效,时任的习省长,从福建省的财政特批出三亿补偿款给青口镇的农民。然而遗憾的是,福州市委书记何立峰再次把习近平所特批给青口镇的土地补偿款,给挪用做他的家族所控制的大学城工程,直至到现在福州市都没有还给农民土地补偿款。
   
    几个村的老人会的领袖们,总算是透过我们的当年的记者站的老肖主任,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我,我才知道福州市在2009年有关领导答应的连本带息、以及再追加些补偿费给青口镇农民的承诺又是马歇尔计划。
   
    于是,笔者借用参与和博讯的平台再次把当年向笔者承诺过迅速还钱给青口镇的农民的数位领导的重新采访了一遍的简要记录刊发出来,其中主要责任人何立峰(现为天津市委副书记)的态度最差-----------。
   
    好在参与和博讯报道后,福建省委、省政府、福州市的领导们迅速反应,第三天青口镇的几个村农民都接到了青口镇和闽侯县的新承诺,近期之内返还政府所欠土地补偿款。
   
    然而,福州市政府和闽侯县政府却同小孩子似的,唯独不给中国改革杂志社前农村版记者站办公室主任肖翔金的所在村补偿。早在2004年肖主任就是因为为农民告状呼喊被何立峰及福州市公安局教养了一年半。入狱之前肖主任,被中国改革杂志社已被何立峰等官员收买的社领导温铁军和史克毅给清除出中国改革杂志社。同年九月我也因组策划了福州、宁德、唐山、秦皇岛、天津、北京等地官员的罢免事宜,被刚刚上任的军委主席批示抓捕。
   
    现在看来新任的福州市和福建省的官员知道,挪用了未来总书记、国家领导人给农民的土地补偿款至今不还意味着什么?但愿他们这次承诺不再是骗人的,但是,只要老肖主任所在宏一村的农民一天得不到补偿,笔者,就不会歇笔。
   
    福州市青口镇的四万老百姓代表来话,感谢参与编辑部为他们的呼吁!!!

最高院力挺广西高院黄松有、欧绍轩错误判案

     在广西北海市,一宗仅有1258万元标的的拍卖弊案,竟然牵动最高法、省(区)高院、市中院之间长达五年的博弈,深涉此案的黄松有二级大法官、欧绍轩三级大法官先后落马,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最高法断然否定广西区高院两任院长的整改意见,以“维护法院权威”的说辞,力挺黄、欧两人所做的错误判案。
   
     2011年早春,全国人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然而,广西北海“湘侨大厦” 拍卖弊案,正深刻展现大陆司法纠错机制的严重缺失,给这一宣示蒙上阴影。 (博讯 boxun.com)
   
    “湘侨大厦”为北海市在建的第一高楼,处市区最繁华的北海大道旁,占地13.8亩,批建35层,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随着事态推演,该案可供执行地产日渐浮现巨大价差,在“司法行家”眼中,已成为一宗越来越有油水的“肥案”。
   
    项目概算5000万元,由当地一钟姓家庭垫资施工,1993年10月,原业主将工程权益转让钟家;1994年3月,钟家现金流断裂,工程停工,经中途结算审核,钟家权益份额被核定为1194.2万元;2006年,北海市中院综合计量工程款本息拖欠,以及水电、人工相关支付,裁定钟家工程权益为3000万元;2007年3月,北海中院委托拍卖该地块项目,北海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海泰基)以1258万元底价竞得。
   
    1258万元拍卖价,和法院裁定的3000万元颇有距离,钟家作为工程权益人,自然不能满意。更重要的是,钟家据称掌握了“虚假拍卖”的确凿证据,此后持续上告,至今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涉案工程拍卖价和实际市价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加,出场逐利的官员级别也逐年抬升:
   
    2007年官员“主角”是北海中院院长腾朝祥和广西高院副院长欧绍轩。涉案工程拍卖价格1258万,市价3800万元(按照北海市当年同地段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价计算),逐利价差2500万;
   
    2008年出场主角是最高法副院长黄松有,涉案工程市价升至6000万元,逐利价差4700万;
   
    2011年出场主角是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吴少军,涉案工程市价升至8000万元,逐利价差也增加到6700万。
   
    全部违反委托条款的一次拍卖
   
    钟承斌是钟家在该案代理人。钟称,按照北海中院给出的《拍卖委托书》,拍卖公告“应当于拍卖十五日前刊登”、竞买人“于拍卖前预交保证金600万元整(不低于评估价50%)”、成交后买受人“必须于拍卖之日起五日内将全部价款付至我院帐户”,结果北海泰基“全部违反这些条款”。
   
    钟承斌称,“湘侨大厦”的拍卖公告,选择大年三十(2007年2月17日)刊登。在这个过年气氛最浓的日子,公告放在北海市一份小报偏僻角落,包括钟在内的众多当事人都没有看到。
   
    “因人而设的味道很浓。”钟承斌称,公告定下1258万元超低底价的同时,设置600万元巨额保证金门槛,并于实施3月3日紧急拍卖,不足15天法定公告时间。如此种种运作之后,3日当天,北海泰基安排好与另一家公司举牌,一次举牌就成交,价格正好是起拍价。
   
    钟承斌指称,北海泰基没有预交保证金,根本没有参与拍卖的资格。更致命的是, 该公司43天后方缴纳一半买受金(600万元),远远超过5天支付之数,拍卖方如此虚构保证金事实,“已经构成合同诈骗行为”。
   
    在钟家的强力诉讼下,主办法官的首鼠两端雷同戏剧,明确的法律规则,让位于一系列内部博弈、妥协和讨价还价。
   
    钟承斌回顾,拍卖前一天,北海中院找到执行庭长陈邦和告诉他,拍卖底价1800万元;3月3日钟在拍卖现场,看到底价仅为1258万元,钟大惊,要求拍卖方提供保证金收款,被当场拒绝。
   
    钟承斌遂往北海中院纪检组反映情况,腾朝祥亲自接待,吩咐钟不要去上级法院告状,并承诺只要查清没交保证金就一定会撤销这个拍卖;3月15日,陈邦和承认,保证金没到法院账户,称拍卖由腾朝祥院长主持,自己的副处级职位是腾和泰基公司老板吴锋帮忙弄的,“这个面子不能不接”,并承诺从买受方多弄点钱补偿钟家。
   
    钟承斌空等半个多月,法院方面没有实质性回应,遂于4月6日开始展开申诉,腾朝祥不为所动,于4月28日断然裁定拍卖有效;钟不服裁决,向广西高级法院申诉,4月30日,欧绍轩派员亲赴北海,查证钟家所有指控,包括拍卖日期未达法定时间、参与竞拍的两家公司没有向北海中院交纳保证金等,并查证两家公司拍卖日所有银行帐户金额累加不足30万元,排除北海中院声称保证金存放拍卖公司的说法;6月11日,广西高院发函指令北海中级法院,暂停拍卖标的物过户手续。
   
    案情逆转的高层玄机
   
    然而,北海中院裁定撤销该案拍卖,竟然是两年后的2009年7月14日。知情人士透露,宝士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龚志成给了欧绍轩100万元,促使其转舵,欧在审讯中也承认这一点。由于龚志成不是本案代理人,为了缩减欧的受贿额度,有关部门抹去了这一笔受贿款项。
   
    钟承斌回顾,和前面的腾朝祥、陈邦和一样,欧绍轩同样找他“讲价”,要求通过补偿,认可拍卖合法,达成调解协议。结果同样是久拖不决,广西区高院院长覃日飞为此甚至五次签字,督促北海中院撤销裁定,但均被欧的“拖”字诀化解。
   
    2008年1月,崇左市委书记罗殿龙接替覃日飞担任广西高院院长,覃特别向罗介绍此案的复杂性,罗烧起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在广西全区展开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湘侨大厦”拍卖案被列为重点。
   
    黄松有的出场,对罗殿龙的努力构成冲击。2008年10月9日,黄松有参与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地方法官研讨会并获悉此事,在随后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明确“指示”广西高院,维持北海中院的裁决。
   
    2008年10月28日,黄松有被中纪委“双规”,南宁之行,成了其枉法生涯的最后一站。即便如此,欧绍轩依然为支撑“湘侨大厦”案不遗余力,2009年9月28日,欧绍轩被正式免去一切职务。
   
    2009年7月,北海中院终于撤销该案拍卖,时间腾挪两年之久。然而雨过未能天晴,事态再次逆转,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吴少军登场了。
   
    据了解,北海泰基不服上诉广西高院,多方运作之下,案子为最高法所知,吴少军以执行局名义去函广西高院,建议其撤掉最新裁决,广西高院无所适从,案子再次搁置。
   
    诉辩双方再次展开激烈的庭外活动,钟承斌提供的证据链,最终为广西区纪委取信,罗殿龙据此组织审委会,维持2009年裁决,报请最高法指示。
   
    反弹随即而至,这次下达的函件,被冠以最高法名义,称买受人北海泰基缓交拍卖价款“经过执行法院同意”,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和司法拍卖的公信力”,北海中院2007年裁定应予维护。至于保证金未交此一核心证据,函件只字未提。
   
    广西高院终于屈服,2011年7月12日作出执行判决,撤销北海中院2009年裁定,重新回复到黄松有、欧绍轩一再坚持的2007年裁定——这轮腾挪,又是两年时间。
   
    知情人士透露,广西高院裁决书所用辩词,照抄复议期间最高法院下达的指导函。该函没有案号文号,枉法之余,仍不忘记要求广西高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
   
    “保证金一分未交的事实,裁决一字不提,法官主观判案一至于此。”钟承斌极其困惑,法院一纸裁决,居然可以声称同意“缓交”拍卖款,究竟置委托书的合同效力于何地?最高法要维护的公信力,究竟是黄松有的,还是欧绍轩的?
   
    钟承斌称,“湘侨大厦” 项目1994年3月停工以来,十八年间,钟家吃住、守护在工地,仅仅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有200多万元,如果按照1258万元拍卖款支付,钟家一样要破产,“与其这样,不如坚持到底,做好一分钱都不要的准备!”

Party 'Fears Change From Within'

2012-01-03
There is rising concern in Beijing over Western influence among officials.
AFP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right, chats with current president Hu Jintao, left,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Oct. 9, 2011.
This week's warning from President Hu Jintao that "hostile" powers are seeking to "Westernize" China has less to do with fears of Western culture than with a growing concern that many Chinese officials may be becoming more Western-minded, even within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alysts said on Tuesday.

Published in the latest edition of Communist Party magazine Qiushi, Hu's comments come amid a high-profile drive for China to boost its "soft power" abroad.

"Hostile international powers are strengthening their efforts to Westernize and divide us," Hu wrote in the article, not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are their main targets.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serious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struggles and take powerful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deal with them."

U.S.-based scholar Ran Bogong said Hu's article reflects a growing concern in the top echelons of leadership in Beijing.

"It's not just Hu Jintao, but most high-ranking lead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are ideological, who are very worried about Western, but especially the U.S., influence on China," Ran said.

He said the fears have little to do with current issues affec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like the undervaluation of China's yuan currency, or trade or political disputes.

"This is a long-running conflict, and it's a very serious issue for them," Ran said.

He said 3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form era have led to an inevitable openness to the West, one which had been fraught with exploitation and national humiliation the last time it occurred,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ith the opening up of the economy,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links, Western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unavoidable," he said.

"This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entire culture will also influence Chinese politics. That, too, is inevitable," he said.

Overseas education

Li Xiaobing, director of the Western Pacific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 said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 on China's leaders is plain for all to see, with many children of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studying overseas, and many holding foreign passports.

"We have seen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sending his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S., and even learning English," Li said. "This proves that they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the West that are better than in China."

"But of cours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they have to choose a road that isn't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West."

Li said Hu's New Year address typically sets the political tone for the year to come, which in 2012 will see a key leadership succession at the 18th Congress of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e said the article is unlikely to result in concrete action by the government.

"He is setting out a clear standpoint in terms of ideology," Li said. "For them, Westernization of ideology at home is a greater threat than overseas propaganda efforts."

He said Western ideas of governance may also have begun to sink into the Party itself, not just its critics.

"This is quite a big danger," Li said. "[Hu] is boosting the state of alert for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values and political views, and drawing a clear line for people."

Since the politic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Marxism has lost its status as the chief ideological currency of Party members, Li said.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in today'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believe that Marxism can conquer everything ... They know its time has passed, but they can't just slavishly copy the West."

'Main culprits'

Hong Kong's Ming Pao newspaper reported on Tuesday that China's leaders now have microblogs firmly in their sights as the "main culprits" in promoting unrest.

By contrast, many high-ranking leaders now believe that it is now important to co-opt many nongovernment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which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campaign.

But Li said this is unlikely to take the form of a relaxed environment for NGOs.

"There are seven items in the latest regulations put out by the civil affairs ministry regarding civil groups and NGOs, and each one imposes more than a dozen concrete requirements," he said.

"There are a huge number of rules here, so I don't think you can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any change, just a few adjustments to policy."

He said he has also seen evidence of a fundamentalist retur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mong official ideologues.

Reported by Yang Jiadai for RFA's Mandarin service. Translated and written in English by Luisetta Mudie.

Journalist Held For ‘Graft’

2012-01-03
Authorities in Vietnam are investigating a reporter for allegedly paying a bribe.
AFP
Policemen on motorcycle in Hanoi, June 11, 2010.
Vietnamese authorities have arrested a journalist who wrote a series of exposes on corruption for allegedly bribing a traffic cop, according to a state media report.

The official Thanh Nien newspaper said Hoang Khuong, 37, whose real name is Nguyen Van Khuong and who writes for the Tuoi Tre newspaper, was detained on Monday.

He will be held for four months while authorities investigate his case.

Thanh Nien said Khuong had posed as the relative of a man whose motorbike had been confiscated for an illegal street race and had bribed former officer Huynh Minh Duc with 15 million dong (U.S. $710) to have it returned.

Duc was arrested on Nov. 18 last year for taking bribes from a traffic violator after Khuong wrote about it in articles published in July.

Khuong’s lawyer, Phan Trung Hoai, said he was unable to comment on the charges against his client because he had just taken on the case.

But Pham Quang Nghiem, another lawyer familiar with the case, told RFA that he believes Khuong was unjustly charged.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reporter Hoang Khuong was arrested because I appreciated his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olice corruption in 2011. I think his articles reflect his hard work—the way he collected evidence was convincing,” he said.

Public backlash

Tuoi Tre had quoted Khuong as saying he made an error in his attempt to gather evidence for a series of stories about police corruption. He did not say in his article that he provided the bribe.

The series touched off a public backlash against graft in Vietnam.

Paris-based journalism watchdo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as quick to condemn Vietnamese authorities for arresting Khuong.

“Khuong should not be charged with bribery because of what he did in the course of an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aid Tuesday.

“He was acting as a reporter, not for personal gain. He is a well-known journalist who has written many stories about police corruption.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ree him at once and abandon any thought of prosecuting him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he exposed. On the contrary, they should take the appropriate action in response to his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hich wa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Reported by RFA’s Vietnamese service. Translated by Viet Ha. Written in English by Joshua Lipes.

Sunday, January 1, 2012

与韩寒谈素质与民主/洪振快

   
    来源:财经网博客 博主:洪振快
        (博讯 boxun.com)
    韩寒很了不起。我认同张鸣先生的一个判断:就公共事务而言,中国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的新浪博客是一个奇迹,无论他说什么,每篇博文的阅读量都是数十上百万,评论数千上万条,博客的总访问数现已超过五亿。我和周围的许多朋友一样,对韩寒很欣赏、很赞赏,和易中天先生一样,力挺韩寒。
   
    最近,韩寒的三篇博文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热烈争议。那三篇关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博文,触及许多重大问题,韩寒显示出难得的成熟和系统性的思考。当然,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那样,韩寒这几篇博文的观点并无太多的新颖性。比如要改革不要革命,这是十几年前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话题,当时也引起热烈争议,但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已不具有新鲜性了,如果这个观点由其他人说出来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波澜,但由韩寒说出来,情况就不一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议论纷纷。
   
    韩寒博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众素质与民主的关系,韩寒认为民众素质低是民主无法实现的原因。这个观点也不新鲜,但却是一个偏见。去年英年早逝的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对此曾进行深入的研究,已批驳了这种偏见。从2002年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到2010年出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蔡定剑先生一直在批驳这种观点,而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用调查的结果去批判。
   
    按照通常的理解,农民的素质不如城市居民,但蔡定剑先生去了很多地方,搞了很多调查,结果却显示,就对民主的热情——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而言,中国的现状是农村高于城市,农民高于城市居民。按照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的逻辑,假定农民素质低,城市居民素质高,那北京、上海的居民素质应该全国领先,大学生、博士生比例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搞民主?
   
    就世界历史经验而言,蔡定剑先生举例说,当年逃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素质未必就很好,他们都能搞出很好的民主,这就说明民主跟民众素质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
   
    英国在17世纪、美国在18世纪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若论民众素质,似乎没有证据和理由说已进入21世纪的现在的中国差于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美国。当代中国人的素质,估计没有人会否认北大、清华师生的整体素质全国领先,那么是否可让北大、清华搞民主实验呢?如果北大、清华师生的素质都不足以搞民主,那么什么样的素质才够?
   
    按照某些人的设想,民主与素质正相关——似乎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政治觉悟高的人民主意识更强、更看重民主权利。然而,中国的现实恰恰与之相反。
   
    蔡定剑先生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民主选举的发端地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也没有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中,恰恰相反,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村”、“后进”村里搞起来的。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这才想到放手让村民选举,自己解决问题,但这一放手,没想到放出了真正的民主,发现“落后”的农民有高度的民主意识、民主热忱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原来他们并不愚昧落后,并不缺乏民主素质,而是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
   
    韩寒认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民众只要拿到钱就满意了。这与蔡定剑先生的调查相反。很显然,韩寒受了偏见的影响,对问题缺少研究,其观点与事实不符。
   
    韩寒无疑是天分很高的人。但正如有人所说,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很无聊,反问“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这种反问不无道理。但学术和专业精神还是需要的,毕竟社会问题很复杂,没有专精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很难有深刻的认识。无论是韩寒,还是易中天先生,恐怕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民主问题上比蔡定剑先生更有发言权。
   
    本文来源:财经网

2011年,一个被网络改变的中国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博讯 boxun.com)
    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是“你”———网络时代的每一个人。5年过去,2011年,当年把“你”推上前台的维基百科、YouTube和MySpace,风头已经被微博客、社交网站盖过,网络时代的“你”,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有了全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无数个这样的“你”,不仅是在观念上而且是在现实中,改变着这个远未平静的世界。
   
    在中国,网络或急促、或柔韧地改变着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当淘宝在“神棍节”的促销狂卷33.6亿元,没有人再敢轻视由“亲”和快递小哥支撑起来的网络零售业;当中央部委开始晒出“三公经费”,网友推动着行动迟缓者加速前行、数据粗糙者尽快完善,没有人敢否认网络上的有序政治参与能将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推向更远;当郭美美在微博上晒出名牌手袋,一个个网友扇动蝴蝶的翅膀,掀起一股慈善透明的狂潮,没有机构或者个人能背离网络舆论浩大的力量。
   
    的确,在过去的一年,网络是如此具体、如此深入地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态。
   
    时间永续,从不因年节交替而有丝毫罅隙。网络的影响,也必将带入即将起程的2012乃至更为深远的未来。
   
    我们有理由期待,由陈光标、郭美美、卢星宇和黄河边上那个巨大雕像从不同侧面促成的慈善启蒙,必将开启中国慈善公开透明的全新时代;
   
    我们有理由期待,“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聚焦行动”和网络寻人、微博求助的千万次转发,必将催生亿万国民的公民意识,在互动、参与和融合中不断推动社会前行;
   
    我们有理由期待,从钱云会事件到动车事故再到乌坎事件,无论是质询、呼唤还是认同、反思,都必将让网络“升级”成为公共话语平台、公共讨论空间,凝聚起宝贵的共识;
   
    我们有理由期待,“小悦悦事件”中漠然走过的18个路人在刺痛国人的良心之时,“你爱,中国便不冷漠”的共识将重塑一个时代的心灵图景。
   
    这一切,都将成为2011年网络留给未来的馈赠,虚拟的0和1,将在现实中持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然而,2011年也提醒我们自省:网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社会。碘盐防辐射的谣言带来抢盐风潮,虽然绝大多数网友取理性态度,甚至对抢盐不乏揶揄嘲讽,但很多超市的食盐还是被哄抢一空。这只是2011年网络的巨大力量之下被人忽视的细节,然而,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网络时代的另一面:网络是具体而微的中国,但中国却绝不仅仅是网络。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网络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到2011年底,中国网民将超过5亿,也仅是13 .7亿人口的36%。更何况,这5亿中,还有很多并不活跃的网络用户。网络公民在汇聚起强大力量的同时,或许也需要对自己所身处的国家、时代和社会,有着更深切的认知和认同,这需要思考,同样需要践行。
   
    2011年,网络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网络也改变了我和你———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网络的背后,是无数的公民。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每一个人的,与其说是网络,不如说是我们自己。而这,或许正是新的一年中我们需认清的方向: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