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1）
9月12日，在法兰克福书展前的那个研讨会中间休息时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後来我知道他是法兰克福市歌德博物馆馆长——走到我身边，神色严肃地用英文问： “什么是SHOU-ZU-YUAN”? 我原先以为他问的是一个人，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想弄明白的，是那个曾经红遍全国的泥塑群雕，那个几乎每一个曾经在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想不知道都不行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那个对川西大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贫农”最为“生动有力”的控诉——《收租院》。 但老先生怎么会问起这个呢？固然法兰克福已对中国公费和自费的游客开放，大略知道少年维特和浮士德的中国人一拨接一拨地到他那里浏览、拍照，他小小的博物馆也特别印制了中文说明，难道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灌输史有研究？对《收租院》如何担纲“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如何为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那位剿灭一切封资修残余的女皇——所青睐外加钦定，从而怀有好奇甚至警惕：这是我从他向我打问的眼神里读出来的。
回答这疑问，从哪里入手呢？我刚想问他知不知道毛泽东、刘少奇和这两位战友开始结仇的中共八大，以及那次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休息时间已过。但歌德博物馆的老先生关心《收租院》，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有可能向一
位德国非“中国学”的学者说清：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看出了刘、周、邓等人“抢班夺权”之端倪，坚决否定了他们“妄图将中国引向另一条道路”的图谋，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著名论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成为横贯中国接下来三十年的主旋律？但他怎么会知道这段直到今天仍然不许说透的历史、并且对《收租院》有兴趣呢？谜底的解开已经是第三天散会之後了。在我们几个人登机之前匆匆走上法兰克福大街，来到它著名的“罗马人广场”，看到那幅有临街楼房那么高的中国参展宣传画的时候，终于知道，作为“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之典范、表现“上层建筑一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楷模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就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雕塑经典”，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亮身德国了。
泥塑模特动作示范 可以想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作为书展的主宾国，当局当然想把具有惊人视觉效果的好东西，作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之“软实力”的一部分，展示给数十万参观者。无奈张艺谋那套目炫色迷的假大空，已经难于投合爱书人的口味。于是有人想起《收租院》，想起那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型泥塑群雕，那套历时半个世纪，曾经经过蜡铸模型、泥塑、玻璃钢、铜铸，走出大邑、走出四川、走进北京上海、并在一片赞扬、嘲讽、搞笑、叱骂、讨伐声中走出过国门并获奖的“控诉旧社会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没有人能无视《收租院》的存在，正如没有人能无视中国如今快速崛起，以及它独有的利益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名压榨工人、盘剥农民、剿灭思想异端、绑架精神
产品创造者的发展方式。 《收租院》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绝後的场景雕塑”即将闪亮登场法兰克福。当组织者以300万欧元之运费和保险费将这一百多具“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群像，这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置于曾经有过德皇、有过纳粹、有过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德国，仅仅一句“俱往矣”、一句“应该以一种包容的眼光„„对特定时期的艺术前辈们的创作活动给予深入理解”就完了？别说歌德博物馆的老先生，就是我和我的同代人：在《收租院》当红的十多年间（笔者正值17岁到30郎当岁），生生给“造就”成“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无产阶级斗争工具，是绝难认同此类轻飘敷衍的。 德国人，作为世界上最骄傲最肯上进的民族，对第三帝国之崛起的历史，有过深刻、痛苦乃至决绝的反省。这就是为什么老先生如此关切、如此担忧的缘故所在。 (2) 《收租院》的主角是四川大邑乡绅刘文彩。 1948年，绰号“刘善人”的这名官吏、工商资本家兼地主（当时在全中国大地主中排名第33位），肺病不治离世。不久，刘文彩的六弟、川康实力派领袖、周恩来的统战对象、蒋介石逃台湾之前在大陆最後的依靠刘文辉，酝酿率部起义——大邑乡刘家公馆遂遭胡宗南部洗劫。再过十年，到了1958年，已经为解放军成都军区辖下之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征用的刘家庭院，改成地主庄园展览馆。 在中国难道有人能把已经落入军人之手的地盘要回来？但这回居然成功了。这是因为，进入大跃进时期的中国需要造势：仗已经打完，小小一个驻川办不可干扰大局。在中央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精神的指引下，须“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四川省文化局紧跟着下文如下： 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室。 上边有命令，下边自然雷厉风行：中共大邑县委会发出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等机构联合，陈列馆筹备组成立。 第一步当然是掘墓抛尸。接着开始布置展览。无奈刘家庄园里边大部分家居细软已经流失，政府于是出面，根据展览的需要，向民间搜求。1959年春节隆重开展。共三大板块：奢侈生活、罪恶的社会关系、剥削压迫的工具、刑具。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又加上了四台蜡铸模型：吊打、老虎凳、枪杀、水牢。
随着全国阶级斗争升温，大邑县的这个陈列馆得到上一级的重视。中共温江地委宣传部介入，部长马力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斗争重点都移到这里，认为“蜡铸
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他认为只有四台，气魄不够。最後在地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又创作了吊打、活埋、逼租杀人等十七台，外加一套《百罪图》——无论展品还是“罪恶”，已经不限于刘文彩一家；指名道姓刘文彩罪恶，现在已经知道，几乎全部扑风捉影而後编造。具体说，就是“集中了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座大邑的列馆开始由四川省文化局主持“改馆”：用蜡模，以装置艺术的方式（即蜡人或泥人穿上真正的农民或地主的衣服，抬着真的筐、坐在真的椅子上），制作八台石膏模型。除了刘文彩的奢侈，更增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英勇反抗。即所谓“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 泥塑《收租院》的想法就在这时冒出。陈列馆开始做准备，到“文化大革命”临近的1965年年中，按照中央“阶级斗争为纲”发指示的，已经是四川省委宣传部：作品“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到是一个收租院，想到是整个社会。”这一宗旨，由火速调来的专业艺术家予以实施，大型泥塑《收租院》出笼。 从那时候到今天，45年过去了。当下在法兰克福席尔恩美术馆展出的，叫做“百万人的艺术-毛泽东时代百人群雕”。据送展者叙述，“10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分为交租、验租、过斗、风谷、算账、逼租及反抗七个部分，人物形象生动，富有个性。整组群雕注重细节，规模宏大，以连续性的系列雕塑表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什么情节？大邑刘家的故事，还是整个中国地主阶级的缩影？如果说中国农民的贫困、屈辱与仇恨，可以集中在地主的地租剥削上，1960年代初数千万农民饿死是怎么回事？在当今“和谐社会”“千年盛世”触目皆是的“讨薪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又是怎么回事？ 制造出《收租院》的艺术家技法娴熟，作品生动具有感染力，这都没错。但他们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群雕所具感染力的指向，究竟是令观者精神升华，造福百姓，还是以欺骗的手段煽动仇恨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德国人一定还记得纳粹党冲锋队员如何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记得戈培尔当年发动的“波兰威胁”宣传攻势、记得他的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语句铿锵、结构完美、攻势凌厉、效果赫然”全都当之无愧。 对自己历史上痛苦的一页，怀着对後世、对全世界的责任，反思又反思的德国人，会在今天拿出来煊赫么？ (3)
法兰克福书展闭幕的前一天，应《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之邀，我，德国的史明夫妇，还有从瑞典赶来参加会的茉莉夫妇，来到正在展出《泥塑群雕收租院》的申恩博物馆。
《收租院》开展已经三周。据中方策划人、重庆美术馆馆长冯斌说，“太轰动了！不少老外看得目瞪口呆”——或许不错，因为直到我去的那天，参观者依旧相当踊跃。可惜冯馆座对此展怎么偏偏选在以“搞怪”和“一重复一重之含义靠你剥”为办展特色的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怕是不够明细。
蔡国强或许怀有以荒诞解读洗脑的原始冲动，可惜原件的冲力大大超过他的再创
作，一路下来，只把自己弄成一个挨骂的获奖人。好在我们这几个赶上门来辩论的人，并不具这样的後现代才华。我们的审美情趣尚未脱出传统现实主义缠裹，更被当局主导的无产阶级浪漫主义弄得浑浑噩噩、不稂不莠。不容抹去的是，我们曾经从《收租院》的时代走过。当政的共产党向世界展示“软实力”，我们痛惜未能从纳税人的角度制止。但向世人和後人讲讲《收租院》出笼记，讲讲几代中国人被偷盗的理想和被耍弄的热诚，似乎是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小说家、《北京植物人》作者马建的话说：国家不惜花费巨资，送来这么一个大谎话——不予以揭穿，就是我们的失职了。 怎么揭穿？本来，我特别希望人已经在法兰克福的冯馆长能在现场说说他如何“梦想成真”，无奈联系不上——恰如我们在书展怎么也找不到铁凝、莫言在开幕式上赞扬的“杰出中国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因为一首“党疼国爱做鬼也幸福”一夜之间享誉全国）；怎么也无法与“书号大总管”、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直接对话。人家文化官员正美美地享用“文化奥运”之阔绰，法国意大利近在咫尺，旅游购物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理我们。 那好。我就自己说吧。先从《收租院》作为该组雕塑“最佳版本”首次完整出川，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上“唯一一件中国美术展品”说起。我告诉德方主持人，当我据此告诉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家也都不大明细申恩博物馆的开放式用意——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在大吃一惊之後，都忧心忡忡地问：难道艺术可以和事实如此背道而驰？对于“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他们依旧笃信？ 面对群塑，我先说《收租院》主人公：这位有着“川西教父”之称的大地主刘文彩无疑西南一带巨富。他富到什么程度？且不说刘家老五刘文彩如何为他的六弟刘文辉养兵打仗，也不说他任总舵主的“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公益协进社”怎么跟蒋介石叫板，仅从1940年代中他以一人之力建起的那座直到今天还当得上“全川第一”的“文彩中学”——以当年货币计，即耗资200万美金之巨。不错，在他名下，拥有土地8000多亩。但就算每亩地地租收入达大米400斤，收到够盖这所中学，最少也得600年。他的钱从哪里来？研究者早已揭出：一曰制毒贩毒；二曰欺行霸市强征暴敛——古今中外哪个平地起家的老大不这么干？问题是刘文彩怎么擎到这个大筹。这其实也属常识：地方武力。从冷兵器时候的刀枪剑戟，到总舵主时候的长短火器。“看得目瞪口呆”的法兰克福人没有可能知道，群塑中那个手握念珠、身着绸衫、被创作者硬安排到收租现场的刘文彩，与他们唯一的联系，是在六、七十年前，将川康种植并熬制的上等吗啡运到上海，换取德国造手枪。有了枪就有了权。有权就能垄断税收、关卡。刘文彩的官职不下二十多，“税捐总局总办”、“烟酒公卖局局长”、“清剿禁烟委员会副主任”„„简直就是响当当的大洋了。 但是，靠会党、靠武装、靠官府而致富，似乎不是已经当政的共产党愿意明说的话。但弄掉党内对手必须煽动仇恨。恨谁呢？在《收租院》火爆的1965年，中国农民本已经过了最为惨烈的生生饿死千万人的“人祸”，无奈亿万“地无一垄”的“公社社员”，根本不知自己作为国民的权利，也早已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当然已经不必向地主交租——生产队长逼他们交的，是爱国公粮。
即便如此，当局也不打算放过他们。粗黑的手、忧郁的眼神、佝偻的身躯，还有婆媳情、父子爱，一搭啦瓜子成为毛泽东宣扬阶级斗争的道具。□ （4） 但穷人必须恨富人，恨那些靠拥有土地而残酷剥削他们的人，直到“反抗的怒火迅猛燃烧”“决心把这个鬼门关砸个稀巴烂”——这就是共产党建政初始在农村推行斗地主分田地、继而合作化、公社化，最终将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合法性依据。至于如今房地产开发利益分成中“地方政府占大头”，已属“六十年伟业·土地篇”之第二幕。 生于1954年的茉莉，对冯馆长为之骄傲的“逼真”显然相当认同。在展出现场，她抓住每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机会，不无激动地悄声说：“看那箩筐，和我用过的一模一样”；“那风谷机，我们在湖南用的也是那样的”；“我挑过130斤。1968年，水没过膝盖„„”。 130斤，交地租么？“交公粮。在大队的场院。”她说。“就是‘爱国公粮’，压价兼压等（等级），没人不知道。实际上公粮之外，还要多交，叫‘献忠心粮’。”她的夫君、也曾在湖南邵阳亲近过土地的文艺理论家傅正明补充说。
1968年。茉莉只有十四岁，但她已经记事。她记得乡里的伯伯、婶婶们对她说过的最可怕的饥饿岁月——并不是在《收租院》打算展现的1948，而是在不过数年前“自然灾害”时期；她也记得那具与展品一模一样的风谷机——吹去了稻稗的粮食就从那坡口流出。
“分配我看风谷机。乡亲们没有不偷的，除了我。”
“你为什么不偷？”德国记者问。
“我是黑五类呀。”她答道。
德国人一头雾水。史明只好做背景解说：“偷公粮”，是有小贪小占的经济过错与政治罪行之分的。
怎么能不偷呢？对中共建政史有些许知识的人都知道，1950年6月，共产党当政後第一次重大会议（七届三中全会）确认的目标，就是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其中首要任务是“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法》随即公布。两个月後，政务院出台《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土改成果两年後显现：“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就算此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暂且不说（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不过几个月之後（1953年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即初级社)即作为中共中央命令下达。新成立的共和国正雄心
不偷的黑五类茉莉
勃勃地实现工业化与都市建设，钱啊，到哪里去弄钱呢？强调“定产、定购、定销”的《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但初级社作为强征手段，还显得软了一点。毛泽东亲自召开省委书记会（1955年7月），提出“农业合作化问题”。终于，在吹鼓手高调请功、报功骗局中，高级社成立。此时，距离马屁精们将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赞叹转换为“人民公社好”之圣谕，接着联乡并社转公社，不过两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刘文彩的佃农变成国有土地上的劳工。 他们交公粮、挣工分。茉莉作为未成年女劳力，一天挣六分。以种种名目上缴之後剩给社员的，比起刘地主们剩给佃户的，能多出多少呢？读者啊，就算你没有读过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没读过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如果碰巧于19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走过，你可曾为中国农村之凋敝感到痛彻心髓的震撼——所有普通百姓住房，无一不破败到难于维持尊严的地步。房子是农民的命。只要攒出一分钱，也会投到房子上。他们是给剥夺殆尽了啊。 冯馆长说，“《收租院》是怎样产生的，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用了五六种印刷品去讲述。德国也经历过封建社会，我想他们应该可以理解，但相对于故事，德国人对雕塑本身更感兴趣。”事情果真如此么？ “五六种印刷品”我们那次未能收全，但拿到了最重要的一件：德英两种文字的“百万人的艺术-毛泽东时代百人群雕”——大16开本、198页、全部道林纸精印。该图册在显示群塑作品整体与细部的同时，对中国艺术家如何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如何下乡访贫问苦，也做了详尽介绍，还发表了当时拍摄的农民原型和模特演员现场摆姿势照片。可惜的是，对于《收租院》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讲述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冯馆长的姿态„„说畏首畏尾重了点，“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肯定的了。 该图册154页“第六部分·反抗”所书文字如下：“怒火燃烧，决心抵抗：一群年轻力壮的农民离开场院。怒火在他们眼中燃烧。傲岸的身姿表明，下次再来的时候，带的将不是租粮，而是武器。”且不说如此具体的表述有没有实地访问依据，只看那张置于图册封面封底加折页、长达80公分的大照片，所选的，正是当年《收租院》倾国宣传当中最光彩的一页：“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後来评为四川省劳模、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并当上了县委委员、妇联委员、政协副主席等等的“冷妈妈”），为整齐排坐着的青年学生、解放军战士讲述她如何因为欠租，在产後第三天即被关抛进水牢关押七天七夜的经历。画面正中，毛主席像、红旗之外，更有巨大横幅“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共产党员冷月英为宣传而造势的故事，在近30年间，已有多部作品予以披露：地主庄园并无水牢，冷月英也不是他家佃户，更遑论“满身血水、双足沾了死人肉”。早在1981年，在记者一再追问下，冷月英已于情急之下说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对此，送展官员冯斌丝毫不知情么？知情而说“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德国人可以
理解——德国的封建社会有一党专制下调用全部资源的宣传么？他为什么不说“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更能理解？ 2009年10月27日
刘文彩及其三姨太凌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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