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首发）
Posted by yangjianli on November 9, 2011
我浏览了很多关于织里抗税事件的报道，但是没有发现一篇有追究织里镇所征收的“机头税”被花在哪儿了的内容，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篇追问镇政府为了什么开支需要以100%的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今年的“机头税”。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恶质化的税务状况另一方面：纳税人对自己所缴纳的税金被如何使用既无决定权也无知情权，似乎纳税人已经普遍习惯了这样的状况，致使抗税运动的参加者、新闻记者和议论纷纷的民众，几乎没有一人追问税金的去向。
在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中，纳税人是主人，政府是公仆，纳税人纳税供养政府使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主人出资供养仆人使其为主人提供服务，而主人却无权决定钱如何花，也无权过问钱是如何花的、是否花的得当，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中国。目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反仆为主、恶仆当道、仆人拿钱不容主人分 说、花钱不容主人商量的社会。
中国的GDP（国民总产值）中到底有多大一块变成税费被政府征收，纳税人对此并不十分知晓，也就是说，纳税人对自己所创造的价值中有多少被政府拿走并不是很清楚。很少有人能说出中国到底有多少税种，连财政部、税务局的官方网站都回答的互相矛盾不清不楚。我们试着用最粗略的线条，可以把由中央政府部门规定征收的税分类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外企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镇提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产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筵席税等等。地方政府各部门规定和征收的税费更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有专家统计，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税外收费至少有一千多种，而这部分税费负担直接压在了下层民众身上。经济学家郎咸平最近在沈阳的一次演讲说，中国一个纳 税人的税前所得（基本是个人创造的价值）中的70-80%以税费的形式交给了政府。
征收和开支是税务的一体两面，纳税人缴纳了多少税费是一面，钱的去向是另一方面。按理，纳税人做为政府的主人天经地义地拥有决定税金如何使用和监督税金使用的权利和权力，各级政府的开支预算应该有纳税人的代议机构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完全公开、交由行政部门执行，并有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监督执行，如果不是这 样，纳税就失去了它的本意，纳税人花钱购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在中国，就像税费的征收一样，如何使用税费–政府财政开支预算和决算–也基本上掌控在各级政府的行政部门手中，《预算法》连表面文章都不做，把决定预算的权力赋予政府行政部门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义上的民意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预算只能审查和批准、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没有修改的权力和能力，当预算执行出现偏差，也没有更正的权力和能力。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实际开支情况）及其制定过程均被政府当做秘密而拒绝公开，纳税人无法知情。想想70-80%的GDP都掌控在政府手中，纳税人对这巨额资金如何使用没有任何
决定权，没有任何监督权甚至没有任何知情权，在中国怎能不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政府腐败呢？！
经济学家周天勇曾经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税金的使用亦即政府财政支出的分类差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把政府财政支出分为：行政公务开支（公务员的工资，办公费用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开支（福利，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环保，文化艺术扶持，公共设施管理等），经济建设开支（基建投资等），以及“其他”开支（弹性比较大的机动开支项目）。他比较的结果是，用于行政公务开支：中国是37%，美国是12.5%；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开支：中国是25%，美国是75%；用于经济建设的开支：中国是11.6%，美国是5%；用于“其他”开支：中国是25.8%，美国是7.5%。
周教授所用的只是官方数据，其中不包括法外乱收乱用的税费。即使是官方数字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用在自己身上的钱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用在公 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社会上的钱的比例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其他”一项中所包含的任意性，两国政府财政开支结构性的差异会更大。
我们再来谈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主要有两个数字决定，一是纳了多少税，再就是享用了多少公共物品和享受了多少公共服务，后者是纳税的根本目的，税负痛苦指数可以简明如下定义：
税负痛苦指数=（税费—享用的公共物品和享受的公共服务）/税费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即使是交了很多税费，假如政府如纳税人所愿提供了充足量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人们的纳税痛苦指数也不会很高。然而，中国的纳税人把所创造的价值的70-80%交给了政府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免费优质教育吗？
换来了看病方便吗？换来了廉价房吗？换来了新鲜的空气吗？换来了良好的治安吗？换来对食品药品的放心吗？没有，都没有。织里镇的个体童装业主的孩子们因为父母是纳税人而有权去读当地的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中学了吗？没有。织里镇的个体童装业主和背负生活沉重压力的其他中国纳税人一样，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榜中国名列全球第二亚洲第一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纳税人对税费去向的监管控制是比抗税更难的事情，钱一旦被强盗抢走，限制他如何花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主人都是不能也不应该长期容忍恶仆当道的。我们必须行动。世间的事，只要你真心想做，总是可以找到方法的。
—–首先要从源头上做起，设法不让把钱抢走
为此，纳税人要主动增长税收知识，了解自己交了哪些税，学会计算自己所交纳的基本税额，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形成自觉意识。在这基础上，对不合理的税收采取抵制的行动，像织里的个体童装业主那样，适时针对最不合理、涉及面最广、公愤最大的税收开展集体抗税活动，逐渐扩大到其他税种和更多的纳税人。
——争取知情权
从争取对政府预算的决定权、监督权和知情权中相对容易的知情权开始。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纳税人可以运用此政府法律，要求某项或多项政府财政开支的信息公开化。也许有人会说法规都是纸上的东西，实践中不能当真。但是，如果你真要追求真东西，有时你不得不假戏真唱，假戏真唱还有可能唱成真戏，假戏假唱或者根本不唱，就永远唱不成真戏，或者根本就没戏。2008年几个深圳公民曾经借着该条例开始实施之际，采取了在深圳向各政府各个部门申请公开预算信息的行动，虽然碰了很多壁，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功，引起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舆论关注和支持（请参阅2008南方周末，作者：黄河）。各地纳税人可以效仿他们的行动。
——对政府开支和政府腐败说三道四
在网上的公共论坛上，对当地的政府整体开支或者选择涉及面广公愤大的单项开支展开长期专门讨论，邀请知名的独立学者、人民代表独立候选人、较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民代表等参与讨论，让人们逐渐习惯对政府开支质问问什么？
—–注重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占领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理应是纳税人的代议机构，但是，假如人民代表不是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是橡皮图章。所以，纳税人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出自己的独立竞选 人。道理很简单，纳税人应该占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重要阵地。（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很多朋友效仿其口号喊出了许多“占领”，在此，我建议的口号是 “占领人民代表大会”。）虽然由于当局的打压，独立竞选人胜选可能性不大，但是参选本身没有失败之说，因为我们计算输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首先，能选上一个就一个，占领一个席位也具有本质性的突破，在目前的现状下，人民代表大会一个负责任的声音就代表着良心的大多数，其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姚立法，许志永，田奇庄等都是很好的榜样；就算选不上，独立竞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思考和宣传将把自己锻炼塑造为当地的民间领袖，他们自然会成为民众抗税和监督政府开支的带头人，这正 是纳税人民主革命最需要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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