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官员财产公开透明是预防和反对腐败的有效制度。早在1766年，瑞典就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财产，并接受公民的查阅。目前，世界上将近有100个国家和地区都制订了有关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建立了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制度。譬如在美国，任何人都能在白宫的网站上下载到现任总统奥巴马一家的报税单。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40天后即向外公布了自家的财产。
我国则在1989年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建立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制度。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开始将《财产申报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尽管如此，我国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却至今没有建立。虽然从1995年以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填报个人收入乃至家庭财产，但是，这些填报的材料却被当做隐私和秘密，始终捂在组织人事部门的手里，既不公开，也不准许公众查阅，因此也就无法起到公众监督的作用。
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不公开透明，社会公众就无从知晓领导干部们究竟拥有多少家庭财产，当然，也就无法判断领导干部们的家庭财产是否都是合法所得。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都是合法所得，那么，根据休谟提出的“无赖假设”理论，人们怀疑领导干部们的家庭财产来源是否都很正当，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既然这种怀疑无法排除，那么，它就必然会成为一种不断消耗执政党政治信用的销蚀剂。
拒绝公开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并不等于社会公众对于领导干部们的家庭财产状况就漠不关心，或者无权知情。相反，社会公众对此毋庸置疑有权知晓。众所周知，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都不外乎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雇员。人民和社会当然有权了解公仆和雇员们是否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那种把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与老百姓的家庭财产相提并论，一同视作个人隐私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强词夺理，极其荒唐可笑。事实上，多年来社会上要求领导干部公开家庭财产的呼声一直都很强烈。重庆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锲而不舍地连续七年在全国人大提议制订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今年上半年，广州等地的一些年轻人上街举牌呼吁领导干部公开家庭财产。9月1日，一个名叫刘艳峰的大学生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的工资。10月10日，又有一位名叫杨璠的大学生向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和财政厅分别申请公开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李德金2011年的工资。前者人称“表哥”，后者被人唤作“表叔”。春江水暖鸭先知。要求领导干部公开家庭财产的呼声，已然不是个别公民和部分人士孤立的政治诉求了。它分明已经是汇合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期待的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浩浩然莫之能御。
况且，领导干部拒绝公开家庭财产，结果也不等于都能把个人的家庭财产状况捂得住。君不见，最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内讧、失踪、外逃、小偷光顾和情妇揭发，以及网友的曝光，一些官员的家庭财产被一一公开。就在前不久，广州又有一位处级官员的家庭财产被公开了。网友说他拥有21处房产，总价估计有4000万元。之后，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官方证实。固然，这种人称“抽样反腐”式的公开方式，带有非常不确定的偶然性，但是，在领导干部们还一致拒绝公开家庭财产的现实情境下，人们对此还是大声叫好，高度肯定它的反腐效应的。
今年第8期《决策与信息》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官场哪些不良作风最伤民心》的文章透露，他们围绕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作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您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有多高”时，54.9%的受访者选择信任度50%以下。今年5月29日，环球网针对“当前腐败案件高发，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问题做调查，有40230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22%的人表示愤怒，78%的人表示麻木。麻木的背后其实是积累了比愤怒更加激烈的对立情绪。它显示的是绝望。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开宗明义的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照理说，在对待领导干部公开家庭财产的问题上，我们党应该是最光明正大、最坦荡磊落，应该做得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更彻底、更及时、更公开，而不应该是躲躲闪闪、一拖再拖的样子。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让我们党感到如此为难？技术上根本不是问题。君不见，某些地方的科级干部、新任干部，甚至于城市低收入家庭都能够做到财产公开，难道我们的其他领导干部就不能？显然，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与否，决非因为技术原因等等，而事实上仅仅取决于一个明智的政治决定，仅仅是在现有的地方向前迈进一步，将现在实行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内容公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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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国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民众对于公开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的强烈期待，已经让这一制度的建立显得刻不容缓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下，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公开与否，已日益成为考验执政党是否真的是“立党为公”的试金石，成为民众判断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政治诚信的试金石，是恢复当今社会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高度信任的政治举措。它之于今天的中国，犹如立宪改革之于当年的清政府。事情越是往后拖延，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就越会流失。可以说，没有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公开，就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用。
但愿明年春天的两会上，这一法案能够高票通过。毕竟，我们已经为此错过了22个春天，难道还要继续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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