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维权网
1996年陈卫在南充监狱服刑 (博讯 boxun.com)
（维权网信息员刘芳报道）11月29日，得知陈卫案已移送法院后，陈卫妻子王晓燕立即通知陈卫的律师郑建伟去看守所会见陈卫，11月30日，郑建伟律师去法院办手续，被法院以法官出差为由拒绝办理接见手续。
1969年出生的陈卫，于今年2月21日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随后被以同样罪名逮捕，关押在遂宁市看守所。检察院经过三次将案件递交法院后，陈卫面临开庭受审。
据了解：自从陈卫被抓捕以来，当局一直多方设置障碍，阻挠陈卫聘请律师和与律师会见。相关报道：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29.html
Thursday, December 1, 2011
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 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张剑荆 斯方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张剑荆 特约记者 斯方吾
对话人：吴敬琏
采访者：张剑荆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斯方吾 特约记者
近几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甚至破裂的议论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相对于前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多数与政府治理息息相关。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改革严重滞后，政府主导的倾向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相互结合，不仅阻碍了改革步伐的推进和改革利益的公平分享，而且，有的领域还出现了社会溃败的迹象。可以说，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没有什么问题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更加牵动人心。
最近两个月，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多个论坛上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每一次，他都是人气最高的学者。往往是不待主持人介绍完毕，会场上便掌声骤起。吴先生演讲的风格率直平易，逻辑清晰，总是直指要害。在这几次会议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与吴先生有过几次深入交流。他阐述了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新思考，呼吁不仅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的“顶顶层设计”，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重启改革议程。
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
财新《中国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情况不同，人们对改革的功过和改革的前途意见纷纭。有人说改革共识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但是，从最近两个月以来几个论坛上传递出来的观点来看，大多数人对改革是有共识的，虽然他们对前一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大家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满怀期待。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吴敬琏：我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于是，从这种体制建立之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的状况。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巡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财新《中国改革》：在国内，你是最早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危险的经济学家。我们注意到，你早在1999年就提出过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危害，你曾说：“如此巨大的‘寻租’利益，也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决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你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响应。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一警告对于改革的实际进程影响有限，权贵资本呈现出越来越膨胀的势头。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吴敬琏：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指出的“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忽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财新《中国改革》：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有人还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种种迹象显示，官民矛盾趋于激化，你甚至也担心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吴敬琏：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改革的步子明显放缓，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倒退。另外，正如我刚才说到的，因为不能用法治体系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漂洋过海，取得外国身份，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结交官府，求得荫庇。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寻租活动的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诺斯曾经分析过由于路径被锁定带来的危险，他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防止中国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在权力寻租和腐败的侵蚀下，这些国家流乱四起，社会溃败。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 States) 。一些人援引缪尔达尔的分析，认为只有强政府才能遏制腐败和权力寻租。
吴敬琏：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发表以来对南亚国家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这种情况使A·克鲁格在她的经典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计算了印度租金总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腐败国家的典型事例。正因为这样，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财新《中国改革》：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联系在一起的，是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到集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早在“九五”计划期间都提出来了，但是，进展很不理想，原因究竟是什么？
吴敬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的基本原因，是因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消除，支持创新和创业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人们就很清楚，在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中，有四个最为突出：
一是政府保持着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中共十四大在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就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特别是21世纪初期以来，城市化加速了，各级政府手中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力，就是土地。因为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又属于集体，于是，各级政府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村把土地拿过来。
二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好坏的标准，不光是组织部门用这个政绩标准来考核干部，它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困难。因为如果不是由公民遴选和考核领导人员，而是由上而下地选拔和考核，就必须要把考核指标弄得很简单，GDP就是一个最便捷易行的指标。显然这就牵扯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以上两条，于是许多政府官员就会运用自己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大量资源去营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便提升自己的政绩。
三是现在的财税体制，迫使各级政府都要把GDP搞上去，特别是要把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搞上去，否则日子很难过。从收入方面来说，生产型的增值税占税收的一半，它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有关。从支出方面来说，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不对应，或者叫财力和事权不对应。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支出责任过分下移，支出责任在中国叫“事权”，在财政学上叫“支出责任”，主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大头在县以下。收入和支出的机制使得各级政府一定要想办法把GDP搞上去，不然日子就过不下去。
四是一些生产要素的行政定价扭曲了价格信号，造成资源误配。直到现在，中国仍然保留了一些生产资料，如电力实行计划价格制度。这些产品按照计划经济下的习惯，采取低价政策，鼓励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条件下，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吴敬琏：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其实，官员并不具有获取这方面信息的能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激励。通常的办法就是按照上级的文件，比如，中央提了七个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于是，到处都是太阳能、半导体发光(LED)等等。我一再提出，政府不要指定技术路线，每一种产业里面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现在很热的新能源汽车，就有好多种技术路线。往往是领导听专家说了有什么，或者是自己觉得是什么，指定一种技术路线，大量的项目就上去了。以这种方式上马的项目极可能失败。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
财新《中国改革》：你举出的这些政府“不该做的事情”，在现实中反而被各级政府官员视作行之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宝”，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非常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海内外有不少人，试图将这种追求高增长的办法模式化。他们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就是所谓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具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依靠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北京奥运、高铁建设。
吴敬琏：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前30年，中国政府也一直是一个强势政府，而且由于手里掌握着“全面专政”的镇压工具，甚至比现在还要强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也比现在要强势许多倍。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真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大事也有好事和对事，也有可能是坏事和错事。
从现实来看，用强势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释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并由此上升到这种强势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层面，不仅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对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有严重危害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乃至生产成本的行政管制，固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不是依靠效率提高、而是依靠大量投入资源支持的人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从今年的情况看，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正在表现出来，比如，房地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征地纠纷等，已经使各级政府难以承受。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我们注意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且，大家对于改革的目标，已经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为此必须限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的确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几天以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8·18讲话”)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当年做出过正式决议的党政分开措施也没有得到贯彻。作为建设现代中国的一系列普适性的宪政要素：法治、民主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进展更是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即“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由于合同的执行得不到保障，几乎是寸步难行的。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除了有一个GDP大国的形象外，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不仅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还要进行它的顶顶层设计
财新《中国改革》：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改革顶层设计”的概念。这个提法引起了各界的热议。你怎么看这个新提法？
吴敬琏：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可以理解为体现党政领导的某些意图。引起热议，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我所知，“顶层设计”是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一个信息系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子系统的主体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它的各个子系统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很难沟通、兼容和联动。
目前，报刊上流行着一种并不十分确切的说法，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总体规划，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作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2011年7月国际经济学会(IEA)世界大会所作的讲演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和总体方案形成的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体改委就已在许多学者的参与下，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总体设计方案。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识之士好评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做出了总体规划。这些规划设计的执行，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可惜的是，近年来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执行放慢，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发生。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世纪后期以来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目标和路径都日益明确，问题只在于如何坚定、有序执行。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这当然是很值得欢迎的。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参加“顶层设计”讨论时，特别强调了要做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顶顶层设计”。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吴敬琏：在中共中央提出“十二五”建议以后，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乃至住房改革等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这种讨论当然是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些部门顶层之上的“顶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设计。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在官、产、学三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这种顶顶层设计日益清晰。据我理解，这就是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
不过在近年来，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些与之不相一致，甚至针锋相对的“顶顶层设计”。例如，有的人坚持主张“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有人主张确立以强势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加以驾驭和控制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对于这些主张，不应压制，而应当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弄清思想，尽量形成共识。所以，我认为关键是需要“顶顶层”的设计。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我在前面说过，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原因就是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换句话说，就要有勇气和决心，“革”自己的“命”。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市场经济。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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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急需建立高层的改革协调机制
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加强。现在不明确的是，谁来搞顶层设计？因此，首先建议建立高层的改革协调机构，其次建议恢复国家体改委。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改革总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今天的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的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来之不易，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胡锦涛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市场化既然是改革方向，就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来配置资源。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提高企业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加大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这与改革方向和目标完全不一致。
现在的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这个问题中央也提出来了，关键就是看落实。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思维，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改革就容易走回头路。集中的体制是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但它不是一种常态。“集中体制”是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在遇到战争、危机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但即使如此，首先，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障碍的任务很重，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而否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其次，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而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再次，政府要注意如何撬动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政府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在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淡出”。
强调“中国模式”不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不能把“中国模式”固定下来。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加市场调节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中国的改革方向，影响改革的深化。
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会产生很多负面作用。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公共领域的缺失以及权钱交易的泛滥，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高尚全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剑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样重要
在改革开放前20年，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而现在，居然有大量的网站以及相当多的知名人士，公开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过去的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批判改革开放。讲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似乎做了一个假设，就是顶层设计是基于整体的利益，但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近10年来，改革开放的动力明显减弱了。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日子比较好过，尽管2007年以来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年GDP以10%的速度增长，财政以20%-30%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到了3万多亿美元。现在的日子为什么比较好过？其实是改革所赐。事实证明，改革总是逼出来的。只要日子过得去，改革就失去了动力。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大业远未成功，矛盾在积聚，甚至在激化。拖延改革，矛盾只会越拖越大。
改革不进则退。这几年，改革止步不前，甚至有回潮现象。最为明显的、也是社会反映最大的就是“行政权力扩大化，中央权力部门化”。那么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哪里呢？在于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不断恢复与延伸。改革开放是从政府下放行政权力开始的。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如果所有商品价格都需要批准，所有物资都需要调拨，哪里会有今天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大好经济局面。这几年，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广泛干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使民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遭到很大削弱。“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这引起高度的关注，表明大家对顶层设计寄予厚望。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重视顶层设计的时候，要同时、同地位地提出并重视基层探索。中国的一些主要改革，顶层是被基层推着走的，农村改革是如此，国企改革也是如此。
必须给基层探索一个合法的地位。现在几乎所有文件都不提基层探索，现实中往往把基层的一些改革探索视为非法行为，加以压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向。所以，我同意大家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同时还应该强调基层探索，包括省、市甚至更基层的探索。中国改革实际上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单单是顶层在起作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的探索都是得到鼓励的。而现在，一旦市场出现新生事物，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首先想到的是扼杀它，而不是给它一个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改革动力已经丧失？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基层的创新与探索的动力都消失了。
大家寄希望于今后几年出现一种顶层设计的专门机构。而我认为，有机构并不能够保证设计的正确和成功。还要看这个机构是否由一批有改革理想、胆略和激情的人组成。如果只是一些应付“差事”的人，一个有严重的“衙门”习气的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如果这个机构不能得到由上至下的坚决广泛的政治支持，它会一事无成。这也是我最为担心的。
李剑阁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钱颖一：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现在的问题，严格来说不是改革再起步，也不是顶层设计，而是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的认定，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那时候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目标之下有很多具体改革。
与80年代也不一样，那时候虽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但是方向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再搞计划经济，一定要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走。
现在的情况同70年代末有些相似，是要明确目标和方向，要解放思想。
如果方向和目标不明确，就一定会影响到具体设计如何来做。
比如医疗改革，各种改革方案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预设目标的不同。
现在参加讨论改革方案的时候，与十年前不大一样：并不是集中精力找出我们的问题，想方设法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是总要去说我们的经验有多好，别的国家都要向我们学习。一些外国人说我们的好话，或是出于客气，或是出于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不满，并不是真的认为我们的经验值得他们学习。我们应该保持清醒。
我的想法是，在顶层设计、具体设计之前，我们应该回到原点，即在方向问题上，要有共同的认识。
我仍然认为，十年前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的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始终不渝的方向。
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时，应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即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financial discipline)，要有“硬预算约束”。
在我看来，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好的事情，也应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中寻找共同特点的话，就是在不同层面出现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财务纪律反映在财政、货币和金融三方面。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有中国目前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但是，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每年还仍然有赤字，因为支出和承诺更多。关键的问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每年永远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总会有一个极限。如果继续维持过去的支出增长态势，显然会有危险出现。
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之后，接下来的五年都有所下降，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发放了大量贷款，结果导致M2与GDP之比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趋势仍然在继续。
从微观金融上看，应该说这里面有喜有忧。喜的是，在一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格，比如我们的家庭房屋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忧的是，一些行业的贷款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
钱颖一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蔡昉：改革重点应放在社会领域
我们急于启动下一轮改革，这是一个共识。如果要列举改革的领域，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清单，因此，我们要更清楚顶层设计的目标。
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方向都指出来了，单子都列出来了，甚至改革都规划了，但就是没有像样的改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们要回头想一想，为什么有改革规划而没有像样的改革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的改革设计还应该是顶层、顶顶层设计。
哪些领域是最需要改革的？应该有以下几个选择标准，一是有最大的改革紧迫性；二是有最强的改革共识。从顶顶层，到顶层，再到中层，一直到草根，大家一致认为急于要改的，就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比如说在中央文件里面反复看到的，而且篇幅最大的，“十二五”规划当中规划最多的、承诺最多的，等等。
第三个，中国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非帕累托式的改革，即要让人在改革中失去点什么的，是最难改革的。特别是，当“失去什么”的这些人是影响改革决策的人，是政策制定者，或者关系密切者的时候，改革更是走不通的。
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选取那些对既得利益伤害少的、但能让更多人获益的领域进行改革。
再一个标准，是改革本身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意义的。
这几条综合起来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把改革放在社会领域。所有的顶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能推进哪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好的，但是如果现在有机会只能改革一个领域，用上述标准看，社会领域的改革是最需要推进的，这方面当然也有很大的清单，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或者更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等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对一部分企业来说，其投资困惑于选择未来的、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因为在某个时期，企业投资有一定的难度、有风险。因此很自然，在中国就被政府投资替代了，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种投资产生了林毅夫所说的“潮涌现象”。 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不会有这个现象。
“潮涌现象”的结果是资本报酬递减，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靠这种投资都是不可能找到未来中国比较优势和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的。
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政府，总要找地方投资，当然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民间选择最好的方式去选择未来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中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钱应该投往何处？
我的观点是，政府的钱投在社会领域，比如上面提到的教育、社会保障、更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等，肯定不会错，因为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保持良好发展环境的，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是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的。
蔡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白重恩：学者有责任把改革讲得更清楚
讲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似乎做了一个假设，就是顶层设计是基于整体的利益，但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主张不同的利益诉求，顶层设计者的思路会受到不同声音的影响，但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不一样，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所以顶层设计者就可能是有偏向的。长期来说，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怎样让更多的利益主体能够有同样的话语权，来表达他们不同的诉求，这对于形成代表整体利益的顶层共识至关重要。在这里，学者也有责任，我们的学者能不能找几个关键的改革，努力把这些改革对不同的利益主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说清楚，从而让老百姓了解每一个具体的改革决策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从而能够提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诉求？
其实，很多的改革措施或者经济政策措施，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影响，老百姓不一定了解的很清楚，经济学家有责任把这些事情向老百姓说得更清楚、更深入。比如，经济学家们完全有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告诉老百姓，采取过多微观的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过多的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不一定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其实我们的学者没有做到这一点。
比如，在医疗改革方面，由于专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所以老百姓也不知道该支持什么，不该支持什么。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公立医院改革里面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去追究什么叫做公益性。
“公益性”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大筐子”，是很有弹性的概念，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没有说明这个“筐子”里装的是什么内容的情况下，老百姓自然支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这个原则，因为它听上去太有诱惑力了。但是，如果不把这个“筐子”里应该装些什么内容说清楚，公立医院的改革就很难有效地进行。因为，该做的事会以所谓的违反公益性的名义遭到否决，而一些不该做的事又会以所谓的公益性的名义得以推行。
对老百姓的解释工作，我们显然做得非常不够，当然还有另外的问题，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年轻人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通过流行文化了解到得是一种浪漫化的历史。
在这么大一群人对历史真相不了解的情况下，怎么能期待顶层设计者在选择大方向的时候，能够选择和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大方向？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顶顶层设计需要做更基础的工作，多向老百姓解释各种政策的含义，同时加强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
否则，在多元化的呼声中，如果跟历史发展规律一致的呼声力度不够大，就不可能推动历史朝好的方向发展。
白重恩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雷德曼讲席教授
《零八宪章》论坛：“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援交部”的风光与底层人民的悲剧！！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博讯 boxun.com)
《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11月25日，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政府无偿捐赠了23辆校车，中国政府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出席了援助交接仪式并发表了中国此举将“改善马国学生学习环境”的讲话。外交部新闻网站还配发了两张崔大使在马国交接仪式上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画面是：西装革履的崔大使与马国副总理等人站在一排崭新的大校车前，车身涂印的五星红旗图案分外醒目。毫无疑问，这一援助壮举让崔大使及其代表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政府脸上又无限“风光”了一把。
但令崔大使、外交部和中国政府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欧洲的善举却遭到中国民意的强烈谴责和唾弃——几天下来，风光无限的中国“外交部”被广大网民贴上了“援交部”的标签，甘肃网友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讽刺性呐喊。而类似“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马国之欢心”这样尖刻的评论也像口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唾到“援交部”的身上和脸上。甚至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三妈”臭蛋也被激愤网友借抛到中国政府的头上……
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9天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辆校车交通事故上。
11月16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一辆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一辆大卡车发生碰撞，导致21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事后调查发现，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限坐九人的面包车被塞进了64名幼童——由此可见，这所幼儿园的运送资源是严重短缺的，如果该幼儿园限坐九人的面包车只坐九人的话，如果64名儿童能够分开运送而不是挤在同一辆只能限坐9人的小面包车的话，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不会弄得如此惨烈。
不幸的是，这样的校车事故每年都要发生好多，报载，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东塘村一辆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冲到桥下，造成14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重伤。2010年7月，湖北潜江市老新镇一辆塞满23名小学生的面包车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致10多名学生及司机受伤……
从有关部门的统计来看，中国的校车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农用三轮车、小型面包车、中巴等安全保障较差的车辆几乎成为主流，国家层面的安全校车制度，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还依然是一个空白。
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孩子没车坐或乘坐不安全车辆导致恶性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却慷慨援助比中国还要富裕的马其顿国23辆豪华大巴，这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好交代的？！可叹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质疑时还冠冕堂皇的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国际责任心的体现。”
的确，在“和平友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履行国际责任”的幌子下，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赢足了表面的“风光”，但“金玉其外”的光鲜却遮掩不住“败絮其中”的本相，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中国社会中下层人民却因为中国政府的光鲜“面子”而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
举几个例子吧：
就在今年七八月份，当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强拆、数万名学童面临失学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工程”却昂首进军非洲，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高调宣布要用十年时间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
当中国还有数亿贫困人口，还有千千万万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有许多穷苦之人因此而自杀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大笔一挥，宣布在2010年前全部免除33个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168笔对华债务——29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
较远些，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中国底层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甚至多地发生“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时，为了发扬所谓“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政府还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往非洲、朝鲜和东欧——根据“外交部”解密资料披露：1960年，中国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1万吨，援助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从1950年——1964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108亿人民币，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而从受援国的实际情况看，许多国家则比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要好得多。例如阿尔巴尼亚，根据耿飚回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人民币，而阿国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获得中国援助4000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又拿前不久中国政府援赠23辆校车的马其顿来说，虽然该国在欧洲是落后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则算中等发达国家，马其顿人均纯收入2000多欧元，中国人均纯收入则只有1000多欧元，马其顿所有教育全部免收学费，教育经费占GDP的5%，比世界平均水平4.9%略高，中国教育投资到现在还低于GDP的4%。另外，马其顿国民购买力是中国的1.5倍，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更是中国的将近五倍……！
这便是广大网友所诅咒的历史和现实！
这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历史和现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呢？
原因无它，只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官为本的国家、是官僚集团利益至上的国家、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国家！
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处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共产党领袖及其寡头集团对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在通过各种渠道从广大人民那里收取了名目繁多的税费后，执政党的各级官贵集团便开始了瓜分国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人民创造的财富该怎样分配和花费，人民根本作不了主，其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执政党及其各级官贵集团手中。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们可以花天酒地、可以用巨款建设党政大楼、可以耗费巨款购买豪华公车、可以耗费巨资置办“特供”、可以动辄百万、千万、几亿、几十亿的化公为私，甚至也可以在“尽国际责任”的名义下，无偿援助所谓世界“友邦”，但在涉及本国人民上学、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吃喝人民的各级官僚犹如白眼狼一样总会说什么：“人口太多，财政有限，这些问题不好解决。”
有媒体报道说，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议解决校车问题，但教育部却在回复中表示，“全国配校车需3千亿，费用太大。”可是多种统计资料均表明，大陆官僚们在2010年的“三公消费”就在12000亿之上——这12000亿又能为孩子们建设多少校园、购买多少校车呢？但是因为人民手中对于执政党及其官僚没有有效监督权和制裁权，官贵集团才会肆无忌惮地蚕食鲸吞广大人民的各种财富，中国社会也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来自官僚阶级所制造的悲剧、压迫和黑暗。
那么，怎样才能结束人民的悲剧呢？怎样才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象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
我们所说的民主绝不是执政党忽悠人民的那种“民主”，我们所说的民主具有完全的普世性。根据《零八宪章》的解释：“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怎样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呢？就是通过定期的民主竞选产生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并且人民通过民意机关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罢免或解散的权力，也就是人民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现实的制裁权。不仅如此，人民还要通过分权制衡制度将各级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法定框架内，从而使各级政府在法治和宪政的轨道上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其一，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不敢为所欲为、无限作恶；其二，在民主竞选制度下，执政党及其寡头们也难以长期霸占政权；其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眼睛会谦卑向下，开始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举例来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税务部门所征税种、税额都将由民意机关决定，政府不敢盲目征税。人民纳税钱该怎样花费，当由民意机关做详细核算，而不是由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说了算，由于各级民意代表是真正由民主竞选产生，各级主要行政长官也由民主竞选产生，为了当选或连选连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长官也必然把所辖区域的民生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否则就会被握有选票和制裁权的人民赶下台。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类似当下中国的恶性腐败问题、官僚专权问题、权贵集团的黑恶问题、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至于那种有钱支援他国、无钱造福本国，有钱购置豪华公车、无钱购买校车，有钱建造政府大楼、无钱建造学校，有钱官僚吃喝玩乐、无钱人民治病养老的荒谬现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治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不会发生“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悲剧，甘肃网友也不会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呐喊，“援交部”的帽子也会从外交部的头上摘掉，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充满人道关怀、落实人权保障并模范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2-1
——兼谈解决“援交部”问题的唯一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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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11月25日，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政府无偿捐赠了23辆校车，中国政府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出席了援助交接仪式并发表了中国此举将“改善马国学生学习环境”的讲话。外交部新闻网站还配发了两张崔大使在马国交接仪式上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画面是：西装革履的崔大使与马国副总理等人站在一排崭新的大校车前，车身涂印的五星红旗图案分外醒目。毫无疑问，这一援助壮举让崔大使及其代表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政府脸上又无限“风光”了一把。
但令崔大使、外交部和中国政府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欧洲的善举却遭到中国民意的强烈谴责和唾弃——几天下来，风光无限的中国“外交部”被广大网民贴上了“援交部”的标签，甘肃网友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讽刺性呐喊。而类似“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马国之欢心”这样尖刻的评论也像口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唾到“援交部”的身上和脸上。甚至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三妈”臭蛋也被激愤网友借抛到中国政府的头上……
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9天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辆校车交通事故上。
11月16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一辆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一辆大卡车发生碰撞，导致21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事后调查发现，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限坐九人的面包车被塞进了64名幼童——由此可见，这所幼儿园的运送资源是严重短缺的，如果该幼儿园限坐九人的面包车只坐九人的话，如果64名儿童能够分开运送而不是挤在同一辆只能限坐9人的小面包车的话，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不会弄得如此惨烈。
不幸的是，这样的校车事故每年都要发生好多，报载，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东塘村一辆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冲到桥下，造成14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重伤。2010年7月，湖北潜江市老新镇一辆塞满23名小学生的面包车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致10多名学生及司机受伤……
从有关部门的统计来看，中国的校车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农用三轮车、小型面包车、中巴等安全保障较差的车辆几乎成为主流，国家层面的安全校车制度，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还依然是一个空白。
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孩子没车坐或乘坐不安全车辆导致恶性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却慷慨援助比中国还要富裕的马其顿国23辆豪华大巴，这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好交代的？！可叹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质疑时还冠冕堂皇的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国际责任心的体现。”
的确，在“和平友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履行国际责任”的幌子下，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赢足了表面的“风光”，但“金玉其外”的光鲜却遮掩不住“败絮其中”的本相，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中国社会中下层人民却因为中国政府的光鲜“面子”而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
举几个例子吧：
就在今年七八月份，当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强拆、数万名学童面临失学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工程”却昂首进军非洲，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高调宣布要用十年时间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
当中国还有数亿贫困人口，还有千千万万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有许多穷苦之人因此而自杀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大笔一挥，宣布在2010年前全部免除33个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168笔对华债务——29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
较远些，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中国底层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甚至多地发生“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时，为了发扬所谓“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政府还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运往非洲、朝鲜和东欧——根据“外交部”解密资料披露：1960年，中国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1万吨，援助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从1950年——1964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108亿人民币，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而从受援国的实际情况看，许多国家则比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要好得多。例如阿尔巴尼亚，根据耿飚回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人民币，而阿国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获得中国援助4000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又拿前不久中国政府援赠23辆校车的马其顿来说，虽然该国在欧洲是落后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则算中等发达国家，马其顿人均纯收入2000多欧元，中国人均纯收入则只有1000多欧元，马其顿所有教育全部免收学费，教育经费占GDP的5%，比世界平均水平4.9%略高，中国教育投资到现在还低于GDP的4%。另外，马其顿国民购买力是中国的1.5倍，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更是中国的将近五倍……！
这便是广大网友所诅咒的历史和现实！
这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历史和现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呢？
原因无它，只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官为本的国家、是官僚集团利益至上的国家、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国家！
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处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共产党领袖及其寡头集团对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在通过各种渠道从广大人民那里收取了名目繁多的税费后，执政党的各级官贵集团便开始了瓜分国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人民创造的财富该怎样分配和花费，人民根本作不了主，其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执政党及其各级官贵集团手中。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们可以花天酒地、可以用巨款建设党政大楼、可以耗费巨款购买豪华公车、可以耗费巨资置办“特供”、可以动辄百万、千万、几亿、几十亿的化公为私，甚至也可以在“尽国际责任”的名义下，无偿援助所谓世界“友邦”，但在涉及本国人民上学、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吃喝人民的各级官僚犹如白眼狼一样总会说什么：“人口太多，财政有限，这些问题不好解决。”
有媒体报道说，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议解决校车问题，但教育部却在回复中表示，“全国配校车需3千亿，费用太大。”可是多种统计资料均表明，大陆官僚们在2010年的“三公消费”就在12000亿之上——这12000亿又能为孩子们建设多少校园、购买多少校车呢？但是因为人民手中对于执政党及其官僚没有有效监督权和制裁权，官贵集团才会肆无忌惮地蚕食鲸吞广大人民的各种财富，中国社会也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来自官僚阶级所制造的悲剧、压迫和黑暗。
那么，怎样才能结束人民的悲剧呢？怎样才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象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
我们所说的民主绝不是执政党忽悠人民的那种“民主”，我们所说的民主具有完全的普世性。根据《零八宪章》的解释：“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怎样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呢？就是通过定期的民主竞选产生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并且人民通过民意机关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罢免或解散的权力，也就是人民对于各级政府具有现实的制裁权。不仅如此，人民还要通过分权制衡制度将各级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法定框架内，从而使各级政府在法治和宪政的轨道上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其一，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不敢为所欲为、无限作恶；其二，在民主竞选制度下，执政党及其寡头们也难以长期霸占政权；其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眼睛会谦卑向下，开始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举例来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税务部门所征税种、税额都将由民意机关决定，政府不敢盲目征税。人民纳税钱该怎样花费，当由民意机关做详细核算，而不是由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说了算，由于各级民意代表是真正由民主竞选产生，各级主要行政长官也由民主竞选产生，为了当选或连选连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长官也必然把所辖区域的民生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否则就会被握有选票和制裁权的人民赶下台。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类似当下中国的恶性腐败问题、官僚专权问题、权贵集团的黑恶问题、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都会得到较好的解决。至于那种有钱支援他国、无钱造福本国，有钱购置豪华公车、无钱购买校车，有钱建造政府大楼、无钱建造学校，有钱官僚吃喝玩乐、无钱人民治病养老的荒谬现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治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不会发生“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悲剧，甘肃网友也不会发出“并入马其顿，争取中国援交”的呐喊，“援交部”的帽子也会从外交部的头上摘掉，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充满人道关怀、落实人权保障并模范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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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
“透明国际”公布全球行贿指数 中国获亚军
来源：法广 作者 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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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在国际舞台摘取各类桂冠的中国，近日又获得全球出口行业行贿受贿亚军的奖牌。总部设在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本月初公布了2011年全球出口国家的行贿指数。根据各国企业在境外做生意时可能行贿的可能比例，对全世界二十八个出口国家与地区做出了排列，俄罗斯排名最后，为全球行贿受贿之冠，中国紧随其后，荣获全球第二名。
透明国际的这份报告对全球3000 多名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界人士做出调查，据受访者反映，在商务往来中，贿赂无所不在。不仅各国企业为了赢取商业定单、逃避规制、加快办事进程都要向公共官员进贡行贿，而且，企业之间的贿赂也同样司空见惯。报告首次聚焦企业对企业进行的贿赂。
报告显示，贪污腐败不仅仅是公共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在私营领域蔚然成风。在全球二十八个出口国家与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在透明国际的评级中得到满分，得分最高的国家荷兰，也仅仅获得十分中的8.8分，随后依次为瑞士、比利时、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等等。香港的得分7.6分，名列第十五名，台湾则得分7.5分，为第十九名，中国大陆的得分仅为6.5分，仅高于最后一名俄罗斯6.1分。
报告指出同2008年相比，俄罗斯的得分有所提高，而中国却依然处于原地踏步阶段，虽然，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章，但是，中国出口企业对外行贿的风气却丝毫没有获得改善。
报告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俄罗斯与中国去年在海外投资的总金额高达1200亿美元，再加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企业推行的不良风尚将会影响到他们所涉及的所有的国际市场，使那些透明廉洁的企业失去其竞争能力，报告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正在非洲以及东欧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另外，报告还分别对19个行业的行贿指数做出了评分，结果显示，公共工程和建筑公司行业的得分最低。显示该行业营私舞弊、偷工减料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果将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安全。
紧随其后的是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行业，能源开采行业向来就是一个滋生贿赂的温床。据透明国际透露，石油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公司一年来就由于贿赂公共官员而被罚款32 亿美元。
报告特别指出，各国出口企业在外的行贿作风往往同本国政府的执政风气有关，只要浏览一下透明国际组织去年公布的有关各国行政部门的贪腐评估报告就不难看到，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政府机构的贪污受贿程度在全球也同样名列前茅。
法国的今天中国网站就此议题评论说，虽然中国媒体有关反贪议题的报道多如牛毛，但是，透明国际的这份报告却并没有引发中国媒体足够的关注，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只是发表了一篇应该如何提高国家公务人员道德素质的文章。
如何制约境外行贿？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人们注意到，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企业往往普遍在境外行贿，透明国际因此极力推动在二十国集团范围内打击境外行贿，一年前二十国峰会曾经通过了一个行动纲领，刚刚结束的嘎纳峰会进一步批准了该纲领，各成员国承诺将制定新的立法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公正、更公开的机会。
虽然透明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承认中国政府在反贪立法上所作出的努力，但是，报告认为仅有立法，没有执法及其所必需的执法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透明国际期望中国能够积极与国际机构展开合作
中国目前非常受孤立，遭四面楚歌/王宁
<时事综述> 在中国国内人民听到的是中国与美国、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等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什么“胞波情谊”和“40年的友好外交关系”，等等假新闻。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用枪炮和恐怖手段以及数百万条中国人民的命换来的统治权至今的60多年里，正在自酿成第三次遭国际孤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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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被孤立是1949年到70年代末期；第二次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当局对学生和人民的大屠杀到1995年前后，而第三次是自2005年至今。前两次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时期是中国最穷和开始走向经济开放的状态，而这一次遭受四面楚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有的所谓的“黄金”或者“崛起”的时候。
中国文化中有句古语：“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路边无人问。”可是今天握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存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和中国的古训相反，遭到了世界上空前的孤立与围剿。现在是中国既无近亲也无远亲。
首先看看现在与中国临近的国家除了朝鲜还有几个不“反华”的。刚刚闭幕的南亚峰会的18个国家中，竟然有16个当着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面来强硬抵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只有主办国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没有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显示出威胁南亚诸国的安全问题。质疑中国对南亚安全挑战的16个国家领袖中有韩国的、日本的和几乎所有南亚的国家。就连亲共的香港凤凰电视台的首席评论员沅次山也说过不止一次：“中国的外交值得反省。”
今天，时隔半个世纪，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踏上了与中国有“胞波情谊”的缅甸，在此之前缅甸单方面宣布终止与中国合作在缅甸修建电站的计划，同时缅甸有声有色的促进国家的民主化，长期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获得了自由而且可以竞选下一任的国家政府元首。白宫还放出了总统要访问缅甸意向的风。
离亚洲最近的南太平洋一直都是西方社会的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是英联邦国家，其它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就暂且忽略掉了，不过他们大都是英联邦国家，也是澳洲或者新西兰的依托国家。
所以，美国需要，那澳大利亚立即就给美国军队让出个离南亚只有3个小时飞行距离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而新西兰和澳洲均在英美军事保护框架下的联盟国家。
看看新华社网站转载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18日的报道：“如果中国对奥巴马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往澳大利亚北部的决定感到不满，那就等着美国海军开始在新加坡驻扎军舰吧，就在南海争议水域的边上。美国和新加坡正在协商在樟宜海军基地驻扎美国海军的新型沿海作战舰，并已经进入达成协议的最后谈判阶段。”新加坡和菲律宾与美国早有的军事联盟关系不同，但是新加坡丢弃老朋友台湾后与中国打得火热的时候也一直没有疏远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这些年针对中国为敌人并在中国家门口的军演就更多了，比如，印度的军演、美国与菲律宾的、日本和美国的、台湾的、韩国与美国的，还有稍远一点的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的，新加坡与新西兰的，等等。
亚洲的第二大国印度早就准备着随时与中国发生战争，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硝烟至今仍然弥漫着。11月4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和印度官方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因为在场的印度记者就在中方材料上印度地图的问题纷纷向张炎提出中印非常敏感的边境问题，而新闻会的主题却无人感兴趣提问。张炎竟然气急败坏地要新闻舆论自由社会的印度记者“闭嘴”。
再看一下中国的北面邻居。俄国与中国这些年的双边贸易利益很多，但是军事上是互相独立的，而且俄国为了牵制中国的军力扩张主动将先进武器买给印度。北边还有蒙古国。几年前布什总统专程访问了蒙古；最近德国总理飞抵乌兰巴托；2008年新西兰国家元首总督到访了蒙古国，带去了西方给蒙古总统的主要讯息。中国非常恐慌蒙古国投入西方的怀抱和担心内蒙古蒙古人（南蒙古）一直以来要求独立并与蒙古国恢复成一家人的状况。所以，中国从经济上一直就尽量满足蒙古国的需要。但是自由民主的蒙古国也在寻求获得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帮助。据纽约时报的分析，美国当局下一步的动作就是要进一步拉拢蒙古国来钳制中国内蒙古等北方经济与政治的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敌人 – “醉生梦死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 现在虽然感兴趣中国当局手里的现金，但是生意归生意，意识形态与真诚的合作就另说了，内心的敌意警惕是一刻也没有放松的。几个星期前在法国开的20国峰会和稍后在夏威夷开的亚太峰会上，中国与西方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欧盟想要中国给予欧元困境上提供帮助，美国再次加大压力促进人民币升值，等等经济问题，没有一个有了具体的结果。自从北京六四大屠杀后美国制裁中国不予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和欧洲武器禁运到中国的一些西方的制裁中国的政策至今毫无动摇，再有钱的胡锦涛政权也无法买的通西方对中国的让步。
中国用圣诞节这一天将敢于说真话的刘晓波博士投入了大牢，明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蔑视和侮辱。回应的是刘晓波博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白宫为胡氏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中方竟然安排郎朗弹奏辱骂美国人的中国歌曲。玩这些小人的伎俩最终获得的结果是人人皆知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任何角落都有自己的铁哥们，中国则越来越孤立。除了靠不住中国就无法生存的朝鲜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只是和中国做做生意，均没有其它实质性的关系。
美国以及西方今年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政治以及外交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战果和利益，接下来就是叙利亚和伊朗了。
综上所述，中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其外交和政权的国际地位还是处在十分孤立的状态下，而且已经形成四面楚歌的悲哀境地。胡锦涛统治的十年所“建树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国内已经成了垃圾，连回收的价值都没有。他早先在中国外边说的什么“和谐世界”也早就住口不敢再提了。
中国今天是强大崛起了呢，还是受孤立了呢？
联络王宁先生：66889966z@gmail.com
Wednesday, November 30, 2011
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真实的生活状况？
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真实的生活状况？
[博讯论坛]
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199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30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1980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50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95%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20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25－30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300多。300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轻度污染”。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25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15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2007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8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1.1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1.25美元。也就是说，到了2007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8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60％－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46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8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70％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1.25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2010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
凤凰播报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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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199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30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1980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50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95%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20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25－30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300多。300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轻度污染”。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25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15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2007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8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1.1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1.25美元。也就是说，到了2007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8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60％－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46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8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70％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1.25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2010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
凤凰播报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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